简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关系到全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将其提高到'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至少应当包括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首要任务、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观点。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观点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一条重要经验。
简介: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坚决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并在最终实现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为后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1977年复出后率先提出"纲"的转移,支持并引导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倡导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他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时率先提出要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而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要开始"新的战斗任务",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在他的建议下,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并在会上形成普遍共识,进而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倡导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仍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简介:采用两个实验设计,在确保负相容效应(NCE)的产生主要来自反应抑制贡献的实验范式基础上加入引发显性注意转移的目标刺激,探讨了注意转移在负相容效应产生中的作用。具体来说,实验一在经典NCE范式中加入中性目标刺激,并操纵启动与目标的关系。发现,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最短,无关条件次之,相容条件下最长。证明在该范式中反应抑制在NCE的产生中占主导地位。实验二则在实验一范式的基础上,加入左、中、右呈现的加号目标刺激。发现,两种目标类型的反应时结果模式均与实验一相似。结果表明,注意转移并非如Cole和Kuhn(2010)提出的能够独立引发NCE,它只是伴随NCE的抑制加工过程而出现,且其加工模式与抑制加工模式类似。
简介:"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CCTs)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社会政策。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其作出了批评。CCTs将来自税收的基金按照小额、有条件的形式分配给那些"理应贫困者",并将此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管控贫困规模和限制反政府意见的一整套战略中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这种社会政策模式尽管能够在短期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现状,但是也会导致工资一直维持较低水平并使得贫困不断再生产自身。此外,CCTs与新自由主义天然联系在一起,是最适合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本文所描述的益贫式增长能够更快地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条件,扩大公民权益,并打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的再生产。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经验,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双创”作为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有着丰富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如何整理和利用传统文化、如何发扬和创新先进文化,提供了基本立场、正确态度、科学方法。
简介: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三组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偶然与必然。按照对这三组概念的一种理解(如逻辑经验主义):分析陈述=先天陈述=必然陈述。康德打破了分析性与先天性之间的联系,克里普克打破了先天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奎因打破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上述哲学家的洞见对我们深入理解三组哲学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三十年来,一些分析哲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卡普兰打破了分析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联,策尔塔打破了必然真与逻辑真之间的关联,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分析性概念。通过区分两种必然性(语言必然性和事实必然性).再根据此种区分对三组概念的分分合合展开全面的梳理分析,并依据策尔塔对逻辑真的解释对分析性重新给予界定,一种薄版本的分析性概念可得以坚持:分析命题就是逻辑为真的命题,而并非必然为真的命题。
简介:文化是否会像经济一样,形成全球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化是可分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一类是世界性较强的文化。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和相对性等特点;世界性较强的文化具有流动性、全球性和速变性等特点。复兴中华文化,应正确处理保守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仅要保守而且要创新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以维护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以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仅要大量引进世界性较强的国外先进文化,而且要积极主动地输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促使东西文化取长补短,构建一种综合东西文化的长处、既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东方的一种新型的全球价值观、普遍伦理和行为规范,作为世界各国新的共识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