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2](卷一九,p.841)
他对文学的理解与一切学问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而不是篇章辞藻本身。他自称,自从读到刘挚训子孙之语,“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又说韩愈“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而他自己则拒绝了李yóng@①的再三请求,坚决不答应为其亡母撰墓志铭,理由是“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1](《与人书十八》,p.96),他的全部创作确实履践了自己“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与人书三》,p.91)的诺言。
时过境迁,顾炎武这种文学观和创作态度不免显得有点狭隘,甚至不近人情,但在清初那个文化救亡氛围中,却是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主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顾炎武诗学在道德取向、学术方式等各层次上都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二、行己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清初诗坛因地域文化和作家身份之异呈现为诗歌流派和创作观念多样并呈、关系复杂的局面,诗学的焦点问题是批判明诗和接受宋诗。经历晚明公安、竟陵派诗学的冲击,清初诗家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两者的习气,对前后七子持否定、批判态度;而在由钱谦益煽起、王渔洋激扬的宋诗风潮中,又或多或少会沾染宋调,指斥晚明诗风。而顾炎武却彷佛未食晚明烟火,力持唐音而不阑入宋调,承继了格调派的诗学传统。这不只有《济南》诗“近朝文士数于麟”可以印证,平生精研杜诗(注:查初揆《杜诗集评序》云:“顾亭林、姜西溟类能独辟谰言,别参颖义。”见刘jùn@③辑《杜诗集评》卷首,海宁藜照堂刊本。),刻意追摹也是明证。他的诗歌趣味显然不为诗坛风气所左右。流寓关中,远离诗坛风会,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创作观念上的道德取向。他的诗学部分汲取了格调派的精髓,却扬弃格调派的复古取向,直面现实,力主创新,坚决反对模仿古人。相对格调、修辞等技术性内容而言,他更关注的是诗歌的抒情本质、诗歌的人生价值以及诗歌的未来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诗坛,由于厌倦前后七子辈的泥古不化,诗人们在抨击“假盛唐”之余,都大力提倡“真诗”,对真的推崇和提倡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注:详入矢义高《真诗》,《吉川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筑摩书房1968年版。)。但仔细分析起来,诗人们对“真诗”的强调,着眼点是不太相同的。明诗批判者一般都主张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和个性风貌,重心落在作品上。而顾炎武首先强调的是人要有真性情,重心落在主体上。他在《莘野集诗序》中力倡诗出自性情,“苟其人性无血,心无窍,身无骨,此尸行而肉走者矣,即复弄月嘲风,流连景物,犹如虫啾哇唧,何足云哉”[5](卷首)。清初诗坛对伪的批判,大都惩于明人在风格上对唐人的模仿,着眼于艺术独创性问题;而顾炎武对伪的批判乃是针对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贰臣诗人人格上的伪饰。他的“真诗”观念,可以说是从作者人格出发,经作品内容的审核,最后落实到诗歌风格的独创性。这三个层次将“真诗”的观念表达得相当全面而立体。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体置身于清浊、朝野、满汉诸多矛盾冲突之中,进退失据,政治立场急遽分化。世事翻覆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灵激荡,文学中既有最强烈的情感表现,也充斥着文过饰非的虚假言辞。尤其是那些贰臣诗中的虚情假意,对最坚定的遗民顾炎武来说是绝对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判断文辞的真诚性在他都有最迫切的要求。《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条痛斥谢灵运、王维是古来以文辞欺人之最,可谓古今最严厉的判词。至于当代名流的表现:“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wū@④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2](卷一九,p.852)矛头所指似乎包括贰臣群体的全部,其代表人物正是钱牧斋和吴梅村。
在顾炎武眼中,当时士大夫群体普遍文行悖离,所谓“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zhú@⑤矣”[2](卷一九“文辞欺人”,p.853)。在这种形势下,洞悉“巧文”的虚伪,捍卫文学作品的真诚性,成了文学批评中突出的问题。为此,《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由具体对象上升到对巧言的全面批判,断言“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并鄙斥巧言令色之人为两种“天下不仁之人”[2](pp,850~851)之一,在当下语境中对孔子的论断作了新的阐释。当然,他也强调,文词最终是无法掩饰真实情感的,“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辩之,而卒莫能逃也”。以古为例:“《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2](卷一九“文辞欺人”,p.853)“知言”在传统批评话语中意味着同情的理解,而在顾炎武这里却是拒斥的明察,很显然,他的判断力概念已偏离审美而转向了道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