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阿尼玛卿山的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在＂散挖-行商＂阶段,高海拔草原成为季节性人口争相涌入和采挖虫草的公共资源。虫草商人处于行商阶段,市场体系尚未成型;在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在公有制语境下有名无实,各级政府介入分肥,限制和禁止的高压行政管理未能减缓外来人口的压力。随着政府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虫草经济开始对生态移民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虫草商人也从行商中分离出来;在契约-电商的新阶段,草原承包制全面推行,牧民获得草原收益和管护的权利。市场体系建立后,契约交易发展迅速。虫草电商的崛起加剧了虫草资源的竞争和垄断。虫草给牧民带来生计机会和草原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草原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政策设计应着重维系人类、文化和自然的连续体以促进草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出版日期
2016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