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比较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调强适形放射治疗（IMRT）2种技术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CNS）生殖细胞肿瘤（GCT）放疗中的海马保护和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接受全CNS放疗的12例GCT患儿的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患儿4例、女性患儿8例，年龄7~14岁，中位年龄11岁。对所有患儿进行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勾画，分别设计VMAT计划和IMRT计划，处方剂量30 Gy，每次3 Gy，共照射10次。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获取各剂量学参数并进行配对t检验，比较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通过比较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长评估计划实施效率。结果VMAT和IMRT 2种技术均能得到较好的靶区剂量学分布。VMAT技术的靶区均匀性略优于IMRT技术，均匀性指数分别为0.11±0.02和0.14±0.0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92，P<0.001）。VMAT和IMRT2种技术的左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5.99±0.70）Gy和（21.21± 1.07）Gy、右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6.13±0.58）Gy和（21.35±0.69）Gy，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7.622、-21.628，均P<0.001），VMAT技术在海马保护上达到了剂量限制要求。VMAT技术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方面较IMRT技术优势明显，除双肺外，在眼晶状体、甲状腺、肾脏保护方面VMAT技术全面优于IMRT技术，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198~-2.231，均P< 0.05 ）。VMAT技术在治疗效率方面同样优于IMRT技术，VMAT的机器跳数为1 749±95、治疗时长为（354±31）s，均仅为IMRT技术的40%左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0.883、-22.790，均P<0.001）。结论在儿童CNS GCT放疗中，VMAT技术能够在保护海马的情况下实现更好的靶区均匀性，同时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和治疗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宫颈癌患者术后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 ）过程中骨髓抑制程度与骨髓照射剂量及体积的关系。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放疗科收治的宫颈癌根治术后行全盆腔IMRT的患者109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骨髓进行限量的IMRT （BMS-IMRT ）组［共56例（其中，行单纯放疗的有31例，行同步放化疗的有25例），年龄（43.03±4.49）岁］和未限量的IMRT组［共53例（其中，行单纯放疗的有21例，行同步放化疗的有32例），年龄（42.72±5.23 ）岁]，2组均在放疗计划系统勾画照射范围内的骨髓，包括腰骶椎、髂骨、坐骨、耻骨及近端的股骨。观察2组患者治疗计划靶区剂量分布情况、骨髓照射体积与剂量及放疗过程中骨髓照射体积、剂量与骨髓抑制程度的关系。2组间的计划靶体积剂量学、危及器官剂量体积参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骨髓抑制程度、白细胞计数（WBC ）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及其他不良反应情况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宫颈癌患者术后IMRT过程中骨髓抑制程度与骨髓照射体积、照射剂量相关，BMS-IMRT组与IMRT组计划靶体积剂量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4.220~2.923，均P>0.05 ），在2组危及器官剂量体积参数对比中，骨髓的V20（≥20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V40（≥40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直肠V45（≥45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D2%（近似最大剂量）及小肠D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2.696~2.917，均P< 0.05 ）。2组间WBC及中性粒细胞的减少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28、6.813 ，P=0.035、0.033 ），血小板、RBC及血红蛋白的减少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85、0.006、1.419 ，P=0.825、0.938、0.492 ）。对于行单纯放疗的患者，2组的WBC减少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09，P=0.008），而对于行同步放化疗的患者，2组的WBC减少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3 ，P=0.786 ）。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程度无论是在行单纯放疗还是行同步放化疗的患者中，2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4.741、1.523，P=0.093、0.217），2组患者其他不良反应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369、1.845、1.158、0.610，P=0.544、0.398、0.560、0.558）。结论宫颈癌患者术后在行全盆腔IMRT的过程中，WBC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与骨髓照射剂量及体积呈正相关，在行IMRT时应对骨髓进行保护及限量。

简介：2016年春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其他IMF高层官员来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与中国领导人和相关经济金融部门负责人进行会谈。中国已成为IMF第三大股东,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也将于今年10月开始全面走入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与IMF的交流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