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府间的组织学习是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也是政策知识转移、吸收与内化的政策再生产过程。文章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对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及重庆市某区＂网格化社会防控体系＂三种再生产形式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并非被动地移植政策原型,而是将其作为知识起点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改造。政府组织在技术导向学习与社会导向学习之间的复杂选择导致＂再生产＂的政策在具体形式和改革力度两个维度上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政策原型。而这种学习选择与政策再生产偏离受到三种具体机制的影响,即问题研判机制、不确定性规避机制与资源动员机制。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于整个组织学习过程,使得创新政策本土化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地方治理绩效与制度变迁导向。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引入组织学习视角,展现政策扩散过程中＂再生产＂政策的变迁样态和影响学习的微观机制;局限在于由于缺乏其中部分案例的一手调研材料而影响到分析的深入程度。

简介：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