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哲学分析》杂志举行的第四届论坛上，王凤才、徐长福和韩水法三位教授分别就俞吾金教授的学术思想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质询．俞吾金教授一一加以回应：首先指出．尽管在自己以往的论著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但这些评价是自洽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矛盾；其次表明，在康德实践理性的语境中，尽管理念在涉及至善这一对象时起着构成性作用，但在通常的情况下，理念却起着范导性作用。最后叙述了批判与构成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批判上的深邃见解，不可能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反之，没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批判也难以击中要害：并指出，构成性的观点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调整，不能教条式地加以运用。

简介：所谓“中止说理”，一种是强制中止．另种是自愿中止。所谓“实践智慧”主要不指前者，而指后者。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居于二者之间。概略地说，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理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辩论、讨论、对话方式进行，其中说理在原则上是不被中止的；第二个层面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模式，通过博弈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强制中止的；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自愿中止的。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弱自愿中止，就是搀杂了强制中止要件的自愿中止，以谈判（讨价还价）为模型；另种是强自愿中止，就是纯粹自愿中止，以协商（求同存异）为模型。

简介：智顗与吉藏同是陈、隋之际的佛学宗主。智顗向被尊为天台智者大师．吉藏则被视为三论宗祖师，二人生平背景有许多相似之处。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思潮之一，随着《涅槃经》传入中国，佛性思想广受佛教界关注及讨论，成为当时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智顗与吉藏无可避免地亦深受当时佛性论影响。二人在相关论著中，皆非常重视佛性论，大量引用佛性概念作为义理论述发挥。由于二人佛性论牵涉甚广，前贤已多有论述，故以学界罕言之思维方式作为论题核心或可见出新意。聚焦于智顗的“佛不断性恶”与吉藏的“中道佛性”，不仅可以溯源二人相关佛性思想内容，其思维方式亦可归纳出相同点（否定性、圆融性）与相异点（现实具象与超言绝象、即与离）加以比较。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简介：“慎独”之“慎”为“思”之义，“独”为内心精一的状态。“慎其独”即“思其心”之义。将此义验证于《大学》、《中庸》、《荀子·不苟》、《礼记·礼器》四篇中，可发现同样有效。通常意义上的“谨”、“敬”、“诚”作为省思内心的当下状态或反思后的结果，只是“慎独”工夫所涵具的内容而非“慎其独”一词的涵义。

简介：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

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