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Utopia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Utopia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Utopi-a,却在诞生后与Utopia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汉语概念世界中.

简介：

简介：作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当代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最为著名的代表，罗纳德·德沃金将运气分为“原生运气”与“选项运气”，并认为可以通过虚拟保险市场这种思想试验将原生运气转化为选项运气。实际上，德沃金对选项运气与原生运气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同时德沃金通过虚拟保险市场将原生运气转化为选项运气的努力亦是不成功的。虽然如此，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仍是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析概念。

简介：孔子面对春秋乱世而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却被现代学人在平等理念的观照下，以一种对等性的衡量定格了这一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意识背景下，“正名”内容被置换为现代性的权责观念，使得这一思想在现代运用过程中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正名”思想基于一种等级人格的塑造，包含了古典精神的高贵意蕴，却又区分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

简介：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积极地阐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并在当代的思想与实践语境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与解答，形成一股实践智慧复兴的潮流。在诸多关于实践智慧的哲学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四种研究进路：伦理学进路、存在论及诠释学进路、修辞学进路，以及后现代进路。本文旨在对这些进路分别进行扼要的分析和述评，为读者呈现出当代实践智慧研究的一个全景式的概观。

简介：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简介：存在主义作家伽缪在其《西西弗的神话》中通过“背谬”概念表达了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反思。这一意义体现于人的有限性和其完美与大全的理念（超越性）之间无法消解的张力。该文在确定这一点的同时，指出了这种背谬意识是西方文化隐密的本质，也是其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根据。

简介：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理性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克服了启蒙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康德的实践理性规范了“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间性的关系，把主体性推进到主体间性，从而为当代交往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架设了通往后现代的桥梁。

简介：群众运动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政治现象。然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大多强调群众运动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毛泽东个人因素的结果。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群众运动进行解读，认为建国以来群众运动的不断生成，既具有一种路径依赖的性质，也是危机状态下的功能需求和基于体制内资源匮乏的一种无奈选择。

简介：“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诗”与共和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的形而上学。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诗”与“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反思的观念。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正义”和“仁义”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那里分别构成了优秀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被看作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应培养的与他人相关的总体德性或伦理德性整体.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两位哲学家都把城邦政治的首要功能限定于主要促进每一个体伦理德性的实现或发展以及优秀公民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类存在者的本性和福祉.不过,在伦理德性的形成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主张要由伦理德性之公民的、政治的向度推进到人性向度、道德向度,孟子则更倾向于一种相反的培养程序.并且,二者虽然都为哲学家或者圣贤在正义城邦或仁义之治发展中的恰当角色提供了两种选项,即政治顾问和伦理教师,但是,真正支撑着这两种角色的深层理由并不完全一致.

简介：本文针对当今"复归"、"走近"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当代解释学进行了新破解.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积极合理成果,立足于现代思维范式的新视域,对建国以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结果进行了新破解,肯定了三个不同阶段及结果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价值,明确指出破解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理解,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以及追求那种所谓"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绝对思维方式.运用独特的新视角,指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及结果,只要实现了实践、理解主体、理解对象三者的具体、历史统一,就都具有真理性,就都是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显现;与此同时,还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索揭示出了该过程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