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何为知识”,“知识为何具有确定性”,“我们如何知道、相信和理解”知识,这些都是西方哲学古老却又常新的问题。其内在核心就是“知识确证”问题。在现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这个问题有语境论与非语境论两个主要立场。后者还包括了怀疑论、常识实在论、可错论、比较论、不变论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争论。概言之,语境论主张知识在特定语境中是意义明确的,人们通过语境就可以理解知识,这也是正统知识论的主张;怀疑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这种知识是不确定、不必然的;常识实在论认为常识直觉就可驳倒怀疑论;比较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命题比较来阐明的;不变论认为知识不随语境变化;相对主义强调知识语句是在语境中被评价的,而不是在语境中被说出的。
简介:<正>《周易》作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涵育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同时也从思维的深层影响着现代世界哲学与社会的发展。《周易》之所以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在于它本身蕴含着的“动”的思辨和“变”的真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这古老的哲学著作中寻求解释、寻找智慧、寻找到达彼岸的道路。《周易》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故《系辞》称“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易》伴随“阴”“阳”而产生的“动”“变”又寓于时位(时间和空间)的变通中。《周易》昭示于人们的,要“变通趣时”亦即说这种变动又要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乃指在时空交变之中,既要执常御变,又要御变求常,这便成为管理之学的不二法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
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一直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大多数讨论着眼于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家庭工业、专业化商品市场、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传统的私人银行信贷系统。但很少人注意温州经济奇迹的一个显要特点:即“仪式经济”的复兴与扩张包括神灵崇拜、修建庙宇、生命周期家庭仪式、传统农历节日、社区宗教游行活动、佛教道教仪式、基督教教会、祖先祭奠、由宗教激发的为社区项目和慈善事业筹款活动、占卜和风水。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一向认为所有这些仪式花费都是“封建迷信”,“毫无用处”,“浪费”。但是,这些仪式花费在抗衡温州经济造成的个人财富积累,促进财富再分配和社区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温州的仪式经济体现了乔治·巴塔耶所谓的追求“自主存在”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通过直接接近神圣的世界,来超越人世的羁绊。
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