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简介：阴阳＂是传统中国哲学的古老学说。在古代中国,情感主义者（如孟子和王阳明）都没有把阴阳作为其道德理论的基础,但事实上,中国的阴阳思想为18世纪欧洲情感主义奠定了基础。在情感主义伦理学中,＂阴＂可以理解为潜在能力,＂阳＂可以理解为理性目标,二者具有必然的补充性。阴阳可以视为个体和整体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论的基础,并有可能通过阴阳范畴将情感主义伦理学加以规范化。

简介：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和美德认识论,斯密和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最佳视角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为了解释道德真理,我们需要采用这种旁观者的评价视角,在道德判断过程中把道德优点和认知优点分离开来。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道德评价或提供道德规范,道德构建主义的主张更加深思熟虑,并优先于评价者的视角。

简介：道德相对主义既非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亦非某一时代的道德思潮,而是伦理思想史上长期出现的一种思想倾向。学者们围绕道德相对主义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充满敌意、对立和冲突中推动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众多的道德理论。当代学者不再拘泥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研究,而是转向发掘道德相对主义的多样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进而重视道德相对主义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重要价值。

简介：李猛的《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自2015年出版以来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评论。该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具体论题而言,该书讨论的是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之形成的关系,但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涉及古今中西之辩。该书还集中讨论了现代人生活的本质特征,以及人们是如何走向这种生活的问题。同时,该书对于是否＂回归古典＂等当下热点话题做出了清晰回答,认为回归古典是需要慎重和商榷的。

简介：在孟子的思想中,生命的价值基础在于人的“不忍人之心”,但这并不是生命的最高价值。生命的价值提升集中体现在“舍生取义”的过程,可见“义”是生命的高级价值。孟子生命价值的思想启发我们：生命中的各种价值有高低之分,需认真权衡;舍生取义固然高尚,“不立危墙之下”同样重要;对待生命的紧要问题上,自我与他人要适当区别对待。

简介：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简介：中国养老保障的道德权利思考是针对老龄群体的伦理性探讨。本文在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含义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当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道德权利现状。指出主要存在着农村老人享受权利与机会的非均等化与养老保障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两个突出的问题。最后,本论文从确立农村养老保险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凸显以人为本的孝道原则建设两个方面探讨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道德解决路径。其中后者又从建立健全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应的道德调控与建立和社会主义法制相匹配的道德权利的评估两点展开深入分析。

简介：当今社会，随着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不断加强，诚信也已经逐步成为世界性话题。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诚信也越来越展示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甚或核心精神要素。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王淑芹、曹义孙著《德性与制度》的问世，为迈向诚信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该著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围绕诚信制度与诚信社会建设。

简介：本文旨在比较孟子的道德成熟论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论之间的异同,从而探究在道德成熟论中有哪些部分仍然与当今世界的道德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本文中,我们试图站在科尔伯格的视角向孟子的道德成熟论提出挑战,并尝试着以某种创新性解释来帮助孟子作出合理的回应。通过这场虚构的对话我们发现,尽管孟子和科尔伯格在理论倾向、对道德进步的界定以及在道德观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二者之间依然能够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对话,从而使我们可以汲取儒家的思想资源以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道德教育。

简介：从现代政治学维度来说,尽管洛克的政治思想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其政治思想给当代政治发展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思路。通过重新解读洛克的《政府论》,我们发现,洛克在自然状态下提出的＂天赋权利＂,既区别于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又为他的主权说——三权分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国家或政府不仅能够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且能够真正地为公共福利而行使应当的权力。

简介：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简介：19世纪后期的英国哲学家克利福德（W.K.Clifford）在《信念伦理学》一文中,从知识伦理标准的角度强调了充分的证据支持在信念形成中的重要地位,表达了他证据主义的立场。随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科学方法成为思考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信念伦理学提出的问题也就愈显重要。哲学家们针对信念伦理学所涉及的证据充分性的问题、知识标准与伦理判断的问题以及形而上学信念合理性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当代哲学解读。这也是克利福德提出信念伦理学概念的当代哲学价值所在。

简介：家训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文本多样。家训精神是以仁义为本,孝亲悌长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诚信友爱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尊师重道是追求真理的法门,知行合一是修身养性的要诀,持戒行善是对治五毒的良方。家训集德性与智慧于一体,其终极目的是通过教化使人成贤成圣。这种精神无疑对当今的家庭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简介：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张力。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具备体现中国道德国情、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反对各种“中国式”旧道德和培育革命新道德的中国特色,同时展现其独特的阐述方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的内在品质,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培育中国道德文化自信。

简介：在当前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实践中，家庭伦理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有机的“亲和”关系。家庭伦理是传统儒家伦理在农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现，它提供了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并赋予农民的经济行动以意义，从而形塑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在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结构。这使得农民家庭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时。这也奠定了农民家庭现代化的基础。在家庭继替的过程中，随着家庭财富在代际之间的有序传递，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财富积累。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叔本华与尼采,作为悲观主义语境下不可分割的两个名字,在一次次被讨论、被分析、被注解之后,愈发地延展出更多有关生命价值的思考。尼采的悲观主义衍生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却在某一个岔路上与后者分道扬镳,本文援引了叔本华与尼采颇具代表性及标识性的原著以及众多相关学者对他们的思想及生平的剖析评述,旨在将二者对于生命价值的思想做粗略的分析与比较。

简介：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是维系社会秩序、塑造社会风尚的伦理智慧。新自由主义者诺奇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自由问题上无实质分歧,二人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平等,具体表现在正义基石—权利VS公正、政府角色—最低限度的国家VS多功能国家,以及分配正义—资格理论VS背景制度三方面。分析这些争论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大同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等思想渊源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可借鉴“最大最小值”规则,从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平等优先于善;合理把握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之张力,发挥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扶贫体系,增进百姓福祉等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期做好扶贫工作,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