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ThisarticlereviewsthedevelopmentoftheEU’sEasternPartnership,analyzesRussia’sresponseanditsrole,andexplorestheprospectoftheEasternPartnershipinthecontextoftheUkrainecrisis.
简介: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圈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2015年1月开始运转的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在独联体空间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俄罗斯而言,维持和巩固在独联体地区的势力范围、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以及保护海外同胞的利益,是其推动建立该联盟的主要动机;对于联盟其他国家而言,从联盟中获得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可靠保障,以及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利益,是其主要战略考量。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从世界经济的视角看,它在欧亚地区经济格局的演变、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地缘经济竞争、第三方在联盟空间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总体而言其影响程度是有限的,但在某些方面的影响仍不可低估。从世界政治的视角看,它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与地位,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并将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斗争。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国交界(tri-bordcrarea)被视为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相关犯罪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是一个著名的武器、爆炸物和人员通过区域,同时,也是本地和跨境恐怖组织的主要后勤走廊。美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当地的海上安全倡议(initiative),并且通过各种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引导三国的主动性。这种做法必须侧重具体国家,旨在推动适用于具体国家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目标旨在推动受助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与美国的合作(cooperation)与协同(interoper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