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军事同盟,自建立之初就以美国核武器的“延伸威慑”为安全保障.冷战时期,欧洲曾是美苏争夺霸权的重要战场,双方进行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欧洲长时间笼罩在核阴云之中.冷战结束后,欧洲各国从核阴霾中成功走出,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实力逐步走向全盛时期.出于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乐观判断,北约的关注重点从单纯的传统军事防御向更加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核武器在北约防卫中的作用不断减弱,核武器规模不断裁减.然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给欧洲的战略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俄与美欧关系降至冰点,双方开始轮番展示核力量,核阴影再次重现欧洲上空.从北约核态势的历史演变轨迹和乌克兰危机对北约核态势的冲击中,人们能够窥见北约未来安全发展态势.当前北约与俄罗斯核态势的变化,预示着未来核竞赛模式与风险都会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意味着核门槛的降低以及核武器使用风险的增加,这对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全球核裁军进程与全球军事竞争模式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简介:虽然中东并不是马来西亚外交的中心,但因历史和宗教原因马来西亚与中东一直维系着联系.中东在马来西亚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忽视到逐渐增强,再到强化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而且其内容更加丰富.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政策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发展.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政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而不断地调整变化.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中东不稳定因素增加.由于密切的民族宗教联系,且中东可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为能源安全提供保障,因此,中东的稳定和发展与马来西亚的稳定和发展紧密相连.中东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要求马来西亚深化中东外交政策以实现和维护其国家利益.
简介:欧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中欧各自内部的新变化、新挑战,定期发布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和指导各时期的对华关系发展。这种相对程式化的倾向在2006年之前非常明显。此后因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困扰,其关注重点被迫集中于欧盟内部事务及周边问题。直至2016年6月,时隔10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统规划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政策框架及未来行动方向。本文根据此新政策文件,重点阐析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原则及政策框架的核心内涵,并结合当前中欧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思考和总结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特点和新倾向。
简介: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越南陷入冷战后的安全困境。如何维护越共政权的稳定、如何走出经济社会的恐慌,越南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国际局势的剧变与安全困境的威胁迫使越南认识到时代特点已从冲突向和平过渡.已从对抗转向对话合作。从世界观,到经济领域,再到外交政策,越南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确立其“增友减敌”、“开放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外交政策。在战略上,越南注重地缘政治,回归地区,寻求以区域集体安全确保国家安全.确立了其与东南亚政策,并最终成为东盟中的一员。多元化外交与东盟成员身份,为越南政权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强调民族国家利益与区域合作则成为越南外交不断演进的一条主线。
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宣示作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施政方针,它的本质既不是重回"孤立主义",也非"国家主义"的转向,而是对美国利益内部排序的一次简约而不失深刻的重大调整。在其背后反映着美国内外形势所面临的深层质变,尤其是"政治正确"与阶层固化给美国社会内部带来的分裂。新政府的"美国优先"施政方针,将广泛影响美国在经贸、安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对华政策。思考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国既要坚持"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的大战略,又应充分意识到中美关系中依然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的一面。因此,需统筹协调四大对话机制,细化每个机制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