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大通史》在内容方面有这样一些新特点。第一,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以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线索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注意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之不同表现形式的共存。第二,在充分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革命前的长期积累过程,强调量变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注意历史变化在革命前的积累和在革命后的长期延续。同时并不避讳暴力活动的某些负面效果。第三,在涉及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的方方面面时,应把它们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作为一个共存的区域或并《中国大通史》体例结构的创新立的政权来混同撰写,以凸显它们的独特性。第四,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除了两大对抗阶级以外,对各种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集团,诸如职业集团、性别集团等也给予重视,重视跨集团的空间组织,比如家庭、家族、社区,注意它们的层间流动和空间流动;与此同样的是,经济方面的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传承与传播等。第五,对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施以较多笔墨,在论述精英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简言之,从纵的方面来看,对以往习用的社会形态划分方式加以变化;从横的方面来看,对以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块进行调整。
简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关系密切,本文以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采用1953—2017年数据,运用VAR模型、C-D生产函数等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新中国成立至今第二产业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的拉动作用,第三产业作用快速增强,第一产业平稳下降,符合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长期的、持久的,而就业结构变动可以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效率,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适应新时代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和"高质量"增长的需要,今后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第三次产业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等问题。
简介:权力结构,是人类阶级社会的基本存在,成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权力结构体现的是生产力、权力、权利的互动演变关系,不同的权力结构,适应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构成不同的政治制度,提供不同的权利保障,产生不同的国家治理效能。权力结构关系政治制度“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治理成败。事物发展呈现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社会形态的演变、国家治理的“好”“坏”同样呈现权力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科学的权力结构是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耐克区”的最大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思想内涵丰富,引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构建,不断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简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主线。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因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只有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简介: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大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转型,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型,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型。这些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是解释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基本依据。但这些转型仍有不彻底的地方,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只有实施供给侧改革,才能使这些转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变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制度的深层问题,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要素的最优配置。通过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举措,更是未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简介:随着新时代我国发展战略的确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为事关方方面面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具有战略性的里程碑意义。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调整到位后,提升绩效将成为重要议题。透过“战略——结构——绩效”框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意在通过结构调整适应战略部署,并最终带来治理绩效提升。“效率”、“效能”、“高效”、“绩效”也是贯穿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红线之一,机构改革提升国家治理绩效需要进行选择试点、稳步推开,开展绩效评审;系统思考、整体推进,实现协同增效;全面全程、公开公信,实现绩效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