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缺乏专业法律信息来源时,法院民事调解中的当事人往往存在法律信息不对称情形。信息劣势方缺乏对权利内容及其救济的全面认识,在调解中往往造成不利后果,而此种不利后果没有畅通机制给予修正,使调解结果并未彻底解决纠纷。因此,应确立法官对法律的释明权,鼓励法官提出公平合理的调解建议,以补偿信息劣势方的法律信息。

简介：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补偿条例则是国家强制性要求对生态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进行补偿、维护生态平衡的法规。我国生态补偿始于20世纪70年代，四川省成都市青城山风景区以门票收入的30％作为护林费用于生态保护，开启了我国生态补偿的先河。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环保总局开始推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先后在河北、辽宁等11个省的685个县（单位）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试点。1999年启动的退耕还林及后来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的粮食补助，标志着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正式启动。

简介：2011年12月31日上午，原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国库科财政专户会计杨立强因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根据法院判决。杨立强贪污、挪用公款高达5100余万元。其中包括4900余万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

简介：我朋友的父亲高某于201年去世，他的奶奶于今年4月去世。现在高某父亲所在的村子进行旧村改造拆迁．分得了一笔拆迁款。我朋友的叔叔及始姑提出要分得高某补偿款中的一部分。我朋友则认为他的奶奶已经去世，他作为高某唯一的儿子应当继承高某所有的财产。请问，我朋友的叔叔、姑姑能否分得高某的拆迁补偿款？

简介：在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必须受到必要的限制。从《罗马条约》规定的收敛标准,到《马约》规定的财政趋同标准,再到《稳定与增长公约》制定的财政约束规则,核心都是为成员国设定财政赤字和公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和60%的上限指标,以此保证欧元区的财政安全。财政约束规则还进一步完善了超过上限的豁免条款和过度赤字程序。然而,由于其惩罚措施的强制性不足,欧洲债务危机还是不期而至。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方案是提供财政救援,根本对策则是通过财政契约来加强财政纪律。

简介："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是中国财政预算正当性的经济基础和法律基础。预算法制定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并体现财政预算的正当性。财政预算实际执行时对法定预算的偏离,就是执行人对财政预算正当性的违反。目前中国的财政预算在收入的组织、增长的速度与方式、财政支出的结构与重点、对经济的调节与收入的分配,以及预算的结构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动摇了财政预算的正当性基础。反思财政预算的正当性,有利于全面落实预算法定的原则,规范预算的收入与支出,纠正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强化财政的公共职能和经济调节职能,提高公民的财税幸福指数,维护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真正实现财政"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正当性目标。

简介：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尤其显得珍贵。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对土地的需求量突飞猛进，因征收土地而引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有效地解决了城市房屋搬迁补偿问题，但是该条例对于矛盾更加突出的集体土地征收则显得无能为力。从域外征收补偿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展开论证。征收与补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征收合法且已是事实的前提下，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根源，也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有效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完善的法制、健全的机制以及认真对待权利，而其根本则是构建严密的补偿逻辑。

简介：预算法修改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必须从横向、纵向与斜向三个层面考虑预算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问题;预算法律关系是预算法修改的基本进路,只有明确参与预算过程的各方主体为其配置合理的权责,预算法才能真正有效运转。立法机关与预算过程是预算法修改中的核心命题,包括预算过程的本质再认识、立法机关之于预算过程的定位,以及立法机关参与预算过程的主体架构和规则设计,对这些基本关系的探究,关系到预算立法的基本进路和整体质量。

简介：为确保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合理的保护，必须辅之以完善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然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并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为此，有必要以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为工具，对征收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以及被征收方各种权益进行精确界分，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诉讼类型。根据征收阶段的不同，在征收过程中政府与被征收人、被拆迁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征收决定阶段的权力与责任关系，补偿阶段的原生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拆迁阶段的次生性的赔偿法律关系。为此，需要配套以相应的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以及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和相应的审判方法。

简介：尽管《物权法》在相邻关系一章以第90条的形式对不可量物侵入作出了规定，故其以不完全法条的身份宣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救济制度的缺位。同时，无论是《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抑或是《环境保护法》，均只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的判断标准：即以造成了“重大损害”作为判断侵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该“重大损害”或以实际发生人身财产实质损害为判断标准，或以违反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或排污标准为判断标准。这样，在不可量物侵入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以及排污标准之时，只要未产生显性损害（病理性损害为显性损害），受害人即便遭受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亦无法寻求相应的救济。甚至，受害人会因遭受的噪音侵害处于法定标准之上或下而获得天壤之别的司法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因此，本文针对不可量物侵入在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异，创造性的引入了“较大损害”这一与传统实践中“重大损害”标准相对应的标准，构建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补偿请求权。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4号,以下称《规定》),于2012年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3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正确理解与适用该司法解释,对于依法正确办理市、县级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称征收补偿决定)案件,维护公共利益,保障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由于土地补偿费中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归所有者所有，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土地补偿费应限属于集体资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同时，该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了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有权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因此，发包方应充分尊重承包方的自由选择，对于承包方放弃统一安置的不能强行进行统一安置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