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重罪制度．以及关于死刑执行日期的限制，均受到佛教教义的直接影响。另外，佛教地狱、业镜、福报等观念，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古代司法及司法官。中国古代法律，从制度设计到司法实践，深深打上了佛教观念的烙印。从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感受到文化交融与制度进步的双重变奏。

简介：是否确立“一般人格权”是我国人格权法起草中的关键问题。然而，在正反两方激烈论争的背后，潜藏的是“客观主义权利观”和“财产性人格”的观念共识，这使得“一般人格权”在权利内涵上无法证立，在概念外延上又与“人格权”发生重合。共识困境的发掘和观念转型的探索需要以“人权伦理”和“行为导向”为基础重塑“一般人格权”，其不但充分论证了“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而且妥当处理了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和人格权的逻辑关系，进而消除了我国人格权立法中的理论窒碍。

简介：“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尽管关于甲骨文中有无“仁”字尚无定论，但是甲骨文已经有了“仁”字的原形。从“夷俗仁”、“相人耦”的风俗习惯入手，可以发现灸、爽、乘、化、尼、吊死个字形，分别是东夷民族二人相亲、抱哺其子、抵足而眠、靠背而卧、男女之爱、追孝父母诸风俗的写照，它们共同成为酿造“仁”的文化土壤。西周有“心”符之“德”源于并超越殷商无“心”符之“德”，其强调“环保小民”、“以民为鉴”，可能系受东夷“相人偶”精神的影响。西周的“德”字与战国时的“恙”（仁的古字）之间存在联系。“恙”最早拣于母亲对胎儿的关心。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蓝器铭》，比学术界公认的首次见于战国时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仁”字，要早约五百余年。“仁”经过孔子的加工上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支柱。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园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