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品经济关系也呈日益复杂的态势。其中,“回扣”、“手续费”等经济现象,象一股涓涓细流,若明若暗地汇入商品交换的大潮中。它的利弊如何、应当怎样从法律上界定其性质,已成为

简介：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简介：在我国控辩式诉讼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公诉权与侦查、审判、辩护的多边诉讼关系仍存有错位和异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公诉与各诉讼主体追求正义的合力形成,甚至成为公诉权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掣肘。公诉权的多边诉讼关系的调适应当顺应中国本土的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以公诉权运行机制改革扭转诉侦关系的主导错位和诉审辩关系的三角异化,发挥公诉权的最大效能。

简介：<正>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彭冲副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刘复之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个报告都提出要抓紧制定一部反贪污贿赂法,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遍赞同。充分认识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必要性,研究反贪污贿赂法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对反贪污贿赂立法和起草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在国外刑事立法中已有罪分轻重的规定，我国刑事法中也存在隐性的罪分轻重，但相互之间多有冲突。基于统一立法中罪等划分标准、遏制刑罚攀比以及为实现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应该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罪等划分条款。罪等划分的依据有两种：一是实质性按罪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对罪等进行划分；二是基于法定刑做形式上的划分。在我国，以五年和十年作为标准将罪分为三等较合适。根据该划分标准，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做一系列调整。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国的标志，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根据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价值侧重的区别，可将其分为强制排除模式和自由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就各个类型的违法情况加以区别，就各种违法程度、情况探讨清楚，才能有助于立法改革。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试图解决非法言词证据主要是违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问题。但当前实务中亟待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如疲劳审讯、超期羁押以及引诱、欺骗性取供，《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未从正面予以明确规定。虽然如此，实务中仍应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正确解决上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部分程序设计，主要是庭前会议中能否排非、如何保障辩护方排非的权利以及侦查人员出庭后的身份问题等等还存在一些不足或缺憾，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得以“落地”。

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迫问也需要缜密观察。

简介：“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有关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重大发畏，有效地促进了控辩平等。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侦查办案人员无论以何种证人身份（目击证人、程序证人或辨认鉴真证人）出庭，都应该以“问一答”方式作证，由控方直接询问提供证言，并通过辩护人交叉询问和被告人对质的方式接受辩方质证．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应当超越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使警察和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成为常态。

简介：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禁止那些野蛮、残忍、不人道的非法取证方式和手段，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产生的诱因。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刑讯逼供后重复性供述一并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形，对讯问录音录像、讯问笔录、讯问场所等作出规范，进一步落实了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建立了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制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期间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完善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处理的机制、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与调查程序以及二审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康树华犯罪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个人行为。因此，它不是孤立的，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变化的。建国近５０年来，我国犯罪随着我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变革和社会治安情况等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犯罪的发展...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进入刑事诉讼法典以来给刑事审判实践带来了诸多适用困境与理论迷茫。通过对东南地区某法院关于该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相关法律规范的操作性不强，司法机关的难以相互制约，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行政倾向性较强的畸形考核体系是其适用的现实障碍；非法取证方法的理解，刑讯逼供行为的界定，瑕疵证据得以补正的标准是其适用范围上的困境之处；办案说明与侦查人员出庭的审判选择，重复自白效力的如何认定，诉权启动程序中辩方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其适用程序及裁判标准上的桎梏症结。对之进行适时调研分析和总结概括，找出适用瓶颈，探寻改进路径，方能达致设定该规则良善之初衷。

简介：

简介：依据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遵循刑事启动程序的运行规律和启动原则,考察国外刑事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诉讼文化传统和刑事启动程序的现状,改革我国刑事启动程序被动、封闭、单一的特征,应该在宏观上由程序型启动转变为随机型启动,由二方组合结构模式转变为任意性措施启动的二方组合和强制性启动措施司法控制的三方组合的双重结构模式;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建立案件信息登记制度替代立案制度,把它作为侦查工作的前期工序.加强启动程序的分流功能,实行两步式侦查模式;在配套措施上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控辩力量的平衡,以适应随机型启动模式的需要.

简介：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存在着办案质量不高、执法不严、保障人权意识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失监督和监督不严,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尤为必要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