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定罪量刑并非法官简单地对照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单向的、静态的过程,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由法官、行为人、被害人、社会公众四元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分别表现为冲突、强制、合作,而情感因素则成为各种互动关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之上,各方的情感因素有了"展示"的空间,并对定罪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微妙影响。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互动过程中,各主体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力划分则为:以行为人情感为基础,以法官情感为主导,以公众情感、被害人情感为参照、印证。

简介：随着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逐步开展。作为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之《中学政治微课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也顺势而为,参与到微课及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对翻转课堂也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与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认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确立的是＂真＂之条件;后者表达的是＂真＂之信念。前者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后者则以社会建构论为真理观。＂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真实的情结。＂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有助于回归证明标准的本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有效适用需要＂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保障。

简介：美国宪法和证据法体系共同来源于英国普通法,但在美国建国之后发展出独具美国特色的制度,不同于大陆法传统,也有别于英国体制。本文从历史变迁、制度互动和司法运作三个方面,考察宪法与证据法之间相互影响、互为支撑的关系,揭示美国式司法证明的宪法特性。

简介：面对资本逻辑、私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物的依赖性＂依然具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效开展生态治理,需要处理好生态治理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既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好的方法和措施,又要超越这些方法和措施,不断发展生产力,直至消除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资本逻辑和私有生产方式,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实现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

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

简介：边防情报的＂时间—效用＂维度分析就是以时间维度、效用维度为轴,研究不同时间节点边防情报效用价值的大小及其变化规律。以指挥决策时间点为参照,分析时间对边防情报效用的影响情况,总结＂时间—效用＂维度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意义,并进行＂时间—效用＂维度分析运用的范围及流程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边防情报工作提供了规划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运用＂时间—效用＂维度分析运用时应与其他维度相结合、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以达到分析过程的更加全面和详尽化。

简介：人性,作为人的本性与特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内在统一。在“包容型”刑法文化观看来,刑法具备内在的人性元素,始终与人性相伴而行;一部真正的良性之刑法（包容型刑法）,无论在其制定上还是在实施上,都应体现人性的特点与规律,应当激励与保护人性的积极面,抑制或阻却人性的消极面。

简介：社会学研究面对的重大问题不是如何清除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因素，而是如何理解这些社会因素。我们如果将这些因素上升到行动伦理的高度，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这些因素与传统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即“仁”“义”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

简介：公共治理变革需要从力场、时空、方式等维度进行根本思考。根据力场分析综合框架,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重构公共治理变革的动力系统,寻求强制变迁型、权益驱动型、危机驱动型、精神驱动型等变革模式的组合互补。在空间上将全面创新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遵循发展——学习——变革——发展的持续变革模式。公共治理变革的力场和时空逻辑决定了变革的基本路径:学习型变革与放权社会。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不同场合阐述了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从实践维度出发,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六个方面入手,对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建设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析,有利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关乎自然环境,也与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甚至国际形象密切相关.随着中国进入经济中高速发展、注重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中国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态势.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与环境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维度.

简介：网络舆情是网络社会搭向现实社会之间的桥梁,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实质上就是对网络社会的治理。通过分析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及风险社会特征,分别从独立性、可靠性、参与性和一体化四个维度分析网络社会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可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这种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探析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路径,能够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对净化网络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简介：社会心态是社会各类群体对社会现实心理体验的反映和折射。调适社会心态,稳定人心,夯实执政之基,是基层党组织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以前瞻维度引入预期管理,使社会心态趋于理性。二是以互信维度重建社会信任,使社会心态归于本性。三是以价值维度重塑社会价值,使社会心态处于良性,实现社会心态的正向演进和理性回归。

简介：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以马列主义党建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经验为理论基础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体系的最新成果。通过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党建思想、列宁党建思想,以及毛泽东党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精髓,梳理习近平管党治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审思习近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以更好地指导当今社会党建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党地位。

简介：在美国，无神论者最活跃的时期往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结合的最紧密的时期，21世纪初的美国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使得“新无神论”接连发声，成为代表知识分子精英的世界观。在当前世界面临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时，厘清无神论尤其是美国无神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状况，有利于我们拨开当前世界“宗教热”的迷雾，从有神论的对立面之维审视和分析无神论作为世俗化社会基石的功能和地位，坚定人类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简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是新时期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概括和集中表述，在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忠诚是处于首要和核心地位的，也是警察职业精神的灵魂，是践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践行忠诚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释：从功能维度，深刻认识铸牢忠诚警魂的重大现实意义；从理论维度，即从忠诚文化底蕴和理论来源的维度，认真把握忠诚教育的理论经纬；从实践维度，积极探索体现忠诚、践行忠诚的途径方法。

简介：情感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生成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以往法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大多建立在情感与理性的两分哲学之上,因此情感在法律中的作用大多被忽视或遗忘。对法律中的情感因素的关注始于哲学家的思考,并继之以法律心理学的实验探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由一批法律、社会学、认知科学等方面研究者所主导的学术运动的影响下,以情感为话题的法理学派开始逐渐成形,研究的涉及面和深度得到提高,逐渐脱离了二分法经验主义的局限,转而发展自己独特的解释和研究框架,学科之间的研究也从原来的平行化发展,逐渐呈现出交叉性的态势。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就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做了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学习这篇文献。重温这篇文献,需要着重把握文献的出发点、文献关键点、文献的落脚点,把学习文献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学,有的放矢,才能真正掌握这篇文献的精髓。

简介：当下我国交通警察权能事项过于庞杂，严重影响甚至侵蚀其他行政权能，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应对交通警察权能格局予以法治化改革。以交通警察权蕴含的价值与功能预设系统指导其权能改革是较为科学的路径。传统交通警察权秩序价值的正当性面临挑战，现代交通警察权人权属性的应用有其局限性，当前交通秩序行为是交通警察权的秉性，亦为道路通行权的实现方式。因此，应确立以交通秩序为主兼顾人权的“新秩序观”。“新秩序观”具有三重寓意：在宏观上，可以实现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在整体上回答权能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中观上，可以推动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变革，获取权能改革的制度保障；在微观上，可以验证和纠偏当前交通警察权能范围，实现权能的分流与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