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权利的不确定性,是司法裁判实践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它表现为两种形态: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权利内容不确定。权利的不确定性源自三方面因素:法律语言具有不明确性,这导致对法律文本中的权利规定进行语义学解读面临困境;权利所处的法律语境与社会语境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对权利规定的语用学理解同样受限;权利之间存在冲突。为有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需要借助法律解释方法和利益衡量,它们为应对法律文本的不明确性以及作为权利冲突实质的利益冲突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指引。法律解释与利益衡量各有局限,为此需要辅之以德沃金所主张的对法律的建构性诠释,即通过对法律的整体性理解以及对法律本旨的把握来确定法律权利。
简介:英国脱欧是当前欧盟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之后,英国内部政党就此争夺不止,纷争加剧,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并且,英国脱欧刺激了欧洲大陆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对欧洲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英国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对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都造成负面影响,构成影响欧洲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从而构成影响欧洲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引起的英国内部的纷争以及民粹主义力量在欧洲的崛起、欧洲政治国家化的发展趋向和西方政党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使精英政治受到普遍质疑和反抗,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必然引起欧洲政治的再国家化,从而对欧洲一体化构成严重负面影响。
简介:国际形势的突然性变化和异常性变动,是我们对国际关系现状和未来趋向进行分析和把握的重要根据。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走进民粹主义危机、全球治理陷入困难,以及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分化带来的必然冲击,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格局面临大变化大调整的重要表现,也是我们观察分析近年来国际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纵观上述变化和调整,可以发现其根源既有全球化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又有传统地缘政治返场和全球治理体系潜在不足所引发的波动。应该认识到,这些变化和调整既是必然的又是阶段性的,全球化的总趋势没有逆转。中国需要做的是,及时适应和正确应对上述挑战,并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做到有所作为。
简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难民危机考验了欧洲自认为很重要的一系列价值。欧盟成员各国不但当前面临很多棘手挑战,对未来发展也很迷茫,不知方向所在。法德轴心未能提出激励大家勇于闯关的一体化深化方案。欧洲一体化下一步走向哪里,内部共识凝聚非常艰难,而分散化的挑战则越来越难以应对。欧盟与一些东欧成员国产生了价值上的根本性分歧,英国“脱欧”开启了逆欧洲一体化的模式,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对外关系也面临多方考验,美国成了欧洲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欧俄关系地缘竞争化,中东又成为大国竞逐的中心,欧洲在这两个地域都明显呈现战略能力不足。
简介: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