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37年10月28日午夜，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周旗裹在身上，冒着战火白公共租界出发，游过苏州河，将旗帜成功送至四行仓库。第二日早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了这面国旗。硝烟中的这面旗帜，让据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八百壮士”和上海市民倍感鼓舞。

简介：高句丽由继承广开土王的长寿王于427年将都城迁至现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这里开始成为朝鲜的王朝，其意义自是巨大。这是从鸭绿江流域中尚可谓广的狭小平原的贫瘠集安，南迁于拥有大平原的大农耕地带，作为它的背景则被认为急于提高生产力。而且还可看出，旨在确保广开土王所扩大的南方领土，以及积极对抗百济和新罗。高句丽在这里开始了它的后期。

简介：商代后期殷墟气候研究，是商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回顾了历年来的研究，注意到有关气候波动的研究尚未深入。通过筛选殷墟文化各期与地下水位变化有关的发掘材料，制成简表，确认殷墟文化一至四期之间地下水位有剧烈波动的事实。据此推断殷墟气候干湿变化的轨迹。参考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气候干旱的材料，与地下水位变化简图对比，发现二者大体吻合。同期的甲骨文气象记录中，也发现了与干旱有关的现象，进一步确认了关于气候波动的推论。

简介：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简介：从咸丰三年(1853年)以迄清末，清政府曾铸行大钱以供应市场、财政、军旅之需。所谓大钱是比重不足而面值较大的钱。清代前期制钱每文重一钱到一钱四分，一般维持一钱二分。咸丰三年政府“铸当十钱一种，文日咸丰重宝，重六钱，以制钱相辅而行(《光绪顺天府志》卷59)以后又增铸当五十钱，重一两八钱，当百钱重一两四钱，当五百钱，重一两六钱，当千钱，重二两。减重50％～98．5％”。铸行大钱，实际上是推行通货贬值的政策，它造成了清代后期的货币混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损害。

简介：一、银两制度及其主要内容明后期的银两制度并不是由明朝某个皇帝诏定的一个制度而宣告诞生的。银两制度是经明后期数朝政府陆续颁定的一系列律令而构成的综合法规，其内容很广，主要包括以银两为法货单位；国家财政收支概以银两计算；规定白银货币的形制、分等、成色标准；规定银两与钱钞的法定比价等重要法规。其中，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确定白银本位货币地位的政策制度这两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诞生的银两制度的要点所在。中国封建社会虽始终未能建立银本位制度，但在明后期，白银已成为当时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社会职能完备的

简介：日本德川时代民众运动的主要形态是百姓一揆,这是与中国农民起义不同的一种农民反对领主的斗争。德川时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动,民众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下层农民反对上层农民的村方骚动,小商品生产者等反对特权商人垄断的国诉,城市贫民要求降低米价的米骚动,与宗教因素结合要求建立均富平等社会的世直,下级武士领导的反幕起义等。这些斗争与百姓一揆动摇着幕藩领主的统治,为明治维新作了民众运动方面的准备。关于百姓一揆,作者已有专文,本文仅论述德川时代后期新形态的民众斗争。

简介：《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虽是指孔子《春秋》取《诗》的褒贬之义，但后世皆借其说，指春秋之后《诗》之正声衰亡。现代学者一般也藉以说明自三百篇结集至戏国中业楚辞出现的将近三百年间，

简介：白彦虎后期抗清活动述评马志荣自彦虎是陕西回族起义的著名领袖人物，他在反清斗争中艰苦作战，不屈不挠，对他在前期和中期的反清活动史学界是基本肯定的。但对其最后退往新疆和阿古柏合作并出走俄国，史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较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已的看法，...

简介：明代京师(北京)濒临北部边境,在明中后期多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的侵扰威胁;留都南京靠近东部海疆,长期受倭寇的骚扰。两京畿辅地域在嘉靖、隆庆年间即已推行保甲制,但直到万历中期,两京城内尚仅施行总甲制,而未曾推行保甲制。北京城内保甲制的推行,直待至天启年间;南京城内保甲制的实施,始于万历后期至天启初年。晚明南北两京的保甲制,都具备严密详细的实施规程,尤其强调对于流动人口的管控。而保甲法实施之后,来自勋贵、官僚阶层的抵制影响了保甲制的实施效果。

简介：植桑养蚕早是新疆农民一项收入可观的经营业。鄯善县农民的植桑养蚕业在新疆是有其历史地位的。民国后期,鄯善县的植桑养蚕业更是兴盛一时。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六日,新疆省政府在植树造林季节将临之际,用“快邮代电”发出通知说,省政府召开全疆农牧会议,形成决议,由吐鲁番、和田当年收集蚕籽,供给全疆第二年(1943)之需要。“吐鄯托三县订购蚕籽二千盒,计鄯善九百五十盒,托克逊三百五十盒,吐鲁番

简介：一、我要去西藏197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那一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为了庆祝1975年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来邀清函，要求上海派一些绘画人才，包括同画家、油画家和裱画师去支援西藏，协助当地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会，以配合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简介：安史之乱后，唐朝幽州卢龙节度使所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对房山石经等佛教事业大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kl地的官僚、文士、僧人和民众达成协作。无论是汉人节度使还是已经胡化的节度使，都借助佛教活动来营造祥和的社会氛围，扩大和夯实统治根基。从佛教题名可以看出卢龙节度使的兼官和官衔之升迁过程。这是中央政府与幽州镇的统治关系的象征。在卢龙镇，支郡长官掌握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又与节度使或牙兵有“裙带”关系。支州的兵马对当地权力变动影响很大。支郡官员也常常参加刻经活动，或者与牙兵一起为节度使造经。这是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幽州军事集团的重要手段。在唐后期，幽州当地优越的经济条件为精深佛学研究的延续和佛教事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尽管唐后期的卢龙镇带有明显的胡化特征，但当地强势的佛教文化仍然影响到各阶层、各族群。汉文化因子仍然在当地宗教活动和政治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简介：本文通过爬梳墓志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屯田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与唐前期相比,后期本区军镇的生产性质明显加强,出现生产与防御并重的局面.除军镇屯田外,本区还存在以民户为劳动者的非军镇屯田--民屯,但以军屯为主.后期本区屯田的地理分布,北边一线西起文德县的雄武军,中经妫、檀、蓟诸州,东至平、营二州,南至涿州.在此区域内,屯田分布的特点是,妫、檀、蓟、平、营诸州屯田生产明显高于民间耕地水平,幽、涿二州民间农业生产高于屯田.这种地域分布特征的形成有其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后期幽州节度使的士兵主要来源于本管州县,军镇屯田的劳动者为来自军镇附近的土兵.土兵长期屯田防守,在屯田之所有了田地住宅,世代定居下来.部分屯田土地转变为土兵的私有土地,军镇屯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

简介：陈观浔的《西藏志》成书于民国中期,内有关于克什米尔、和田分别至拉萨的两条路线的程站,但本文认为此乃采自清末日本人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并参考外文资料对部分路线进行了初步考证.

简介：唐朝后期新罗张保皋的海洋活动带有海权性质，其形成的政治原因是多元的。唐朝的国策导致其战略上重视内陆，放弃海上开拓的地缘政策的形成。淄青镇李氏集团曾一度割据海疆，构成海上影响力，但被唐宪宗平定。此后，唐朝便默许张保皋海洋势力的兴起。

简介：近来常用力于元代后期曲论的研读,同时对相关史实的考证与文献的辨析也颇为留意。现将三则读书笔记整理成文,千虑一得,能否成立,望能得到方家的教正。杨维桢的籍贯杨维桢,字廉夫,号东维子等,撰有《周月湖今乐府序》、《沈氏今乐府序》、《沈生乐府序》、《优戏录序》等剧论多篇,是元代后期曲学界的重要人物。关于其籍贯,当代学界有三种观点,多数如《辞源》、《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皆言其为山阴;另有

简介：<正>经过了两个半世纪停滞不前的低潮时期,中国史学终于在明代中叶发生了变化,史学领域里出现了新的演变趋势,相继出现的三股与保守、空疏史学相背离的史学思潮,开始冲破了元、明以来史学界的沉闷局面。其中,最早出现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是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安定舒适,使相当一部分乡绅士大夫养成了爱写书

简介：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中共中央请吴玉章老担任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二老任副校长，校址初设在河北正定县。我当时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吴老知道我曾在金陵大学开过课程，教过书。因当时华北大学学生很多，而教师正缺，所以，吴老把我调到华大担任哲学系教员，在社会科学系担任系支部书记，做何干之同志的助手。

简介：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