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考察了1959~1961年中央与地方的"报告—批转个案—指导全局"的互动关系和信息反馈系统,分析当时严重灾情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上报和应对。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比较重视灾害和饥荒问题,要求"一点也不要隐瞒";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广东、贵州、甘肃及农业部报送的几个灾情"并不严重"材料,迎合了毛泽东反右倾、进一步"大跃进"的需要,使全国大部分地方不敢将灾情和饥荒如实汇报;1960年6月起,中央认识到灾情和粮食危机十分严重,开始把抗灾保粮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全面救灾工作已经延误了一年。这种撇开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由地方党委个人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央最高领导人又带强烈倾向直接批转个案的反馈系统,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弊病,是三年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简介:新中国成立后,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流脑”流行,其中1966~1967年的“流脑”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连”,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流脑”疫情。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社会政治及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为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侵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务必保持社会政局稳定,推动科学进步,加强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