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物保护,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千秋事业。一个重视现代文明建设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高度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历史上有着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许多有识之士历来把文物视为“国宝”,精心收藏,潜心研究,使之世代相传。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党和人民政府就千方百计地兴办博物馆,举办各种各样展览会,收集和展览文物(包括生产展览品和各种矿、植物标本),同时命令人民军队所到之处要宣传群众保护文物,减少和防止战火对文物的破坏。当时的冀、察、晋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文物保护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保护文物,冀、察、晋的党和政府曾发出了文件,当时的党报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报道。发出的文件种类有:文物征集办法、启事、布告、通告、指示等。这方面的文件和报道,鲜为人知,是研究我党关于文物征集、保护史的重要资料。为了研究工作者的方便,择其要者摘编介绍,以供参考。启事我军解放张垣之际,敌伪仓皇逃窜,所遗文献、图书、仪器、标本等,一时无人看管,附近居民,恐其散失,搬取回家,代为保存,现本市秩序,业已恢复,本处负责统一清理敌伪文献。即希各区居民,将以前搬取回家之敌伪文献、图书、仪器、标本等,归还本处。为便利收受计,并
简介: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