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型犯罪日趋复杂,案件审判人员对高标准技术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都要求研究新的证据评价方法,从而对各种微量物证理化检测数据的证据价值进行评估。证据评估方法能够反映法庭科学家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这意味着上述数据（证据）应当在案件诉讼中控辩双方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假设H1和H2的情况下接受评估,贝叶斯模型适用于这种情况下的证据评估。本文描述了在比较和分类（其实分类也是以比较为基础）问题中使用似然比方法（LR）对被观察的理化数据进行评估的原理。LR模型允许在一次计算中将所有重要的因素都包括在内,以此实现对相关理化数据的评估。这些因素包括,被比较样本间被比对理化数据的相似性,被测理化数据在有关总体中的稀有性,以及可能的误差来源（样本之内、之间的差异性）等。作为统计工具,LR模型只能用于仅以几个变量描述的数据库,而事实上大多数理化数据都是高度多维的（比如光谱）,因此,需要使用缩维手段比如图形模型或适当的化学计量工具作降维处理,本文对此举例说明。需要指出,LR模型只应作为一种支持性（非决定性!）的工具,其结果（论）要接受严格的分析判断。换言之,统计方法并不能传达绝对的真相,采用的分析技术会有各自的不确定度,各种可能的错误答案也是统计方法的构成部分。因此,应当进行灵敏度检验亦即对所用分析方法作处理验证,从而确定其表现优劣。基于此,本文采用经验交叉熵方法举例说明如何对LR模型作校验。关于来源水平的理化数据评估,这涉及到比较样品是否源自于同一物体即是否具同一性的问题。通常,办案人员（法官、检察官或警察）会对被发现的取自于身体、衣服或鞋子的微量物证（显示与对照样本类似）是否发生了转移并留存下来的活动感兴趣,这就是所�

简介：集体土地三级所有制度是形成集体土地权利主体虚位的重要原因,不仅导致了集体土地权利主体地位不平等,同时还背离了土地所有制终极目标的基本要求。从应然法意义上讲,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属于等同的法律概念,其设立具有特别的宗旨、要件和方式要求,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法人地位。对历史与现实情况的深度审查表明,村内农民集体不仅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当然主体,而且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乡镇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方面。村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应该是我国法律的唯一选择。

简介：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参与两法衔接工作的功能定位，即检察机关拥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集中体现在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移送监督和立案监督。这种监督权的行使不仅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具备现实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应然层面分析了检察机关的功能定位。

简介：去叶集，宜黄昏时。夕阳幽浮，暮色四合，炊烟擦拭清空。走在小街上．两边的房子大都不高．驳杂的音乐中总有一两只老旧曲子，唤醒你对逝去岁月的片刻怀想。街灯次第亮起来，骑车少年风一般从身边掠过．于你惊讶时．回眸一笑的清纯，足够一夜回味。

简介：《刑法》第23条第2款所规定的未遂犯处罚范围过于宽泛,既未明确列举何种未遂犯具有可罚性,也未提供未遂犯应予处罚的评价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对未遂犯的处罚较为混乱,并且该问题在我国学界也未引起重视。解决未遂犯处罚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关键在于修改立法模式,即以列举型立法模式将应受刑罚处罚的未遂犯明文规定于刑法分则之中。在衡量何种未遂犯值得刑罚处罚时,既要考虑个罪保护法益的高低,又要兼顾个罪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既要借鉴国外关于未遂犯处罚的立法经验,又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以回应社会需求。

简介：通信传播法是高度复杂的新兴公法律领域,虽与传统电信、广电、互联网法律制度渊源绵密,但又非其简单加总或机械整合,是三网融合进程中对既有的问题和融合的挑战的系统性制度回应。通信传播法具有高度经济性、强政策导向性和深刻的技术依赖性等特质,定位于促进通信传播业有效竞争,助推产业科学发展,信息普及服务等功能。当前我国三网融合进入实质化推进阶段,通信传播法的建设尤其需要回应技术融合、产业融合和有效竞争的需求,在双向准入、监管融合及市场开放三方面着力构建制度系统。

简介：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在2012年由于疑似真凶格伦-罗杰斯的出现再次引发轰动，本文从当时的侦查程序和司法理念为视角，浅析在美国司法制度下，辛普森被判无罪的应然性。

简介：总体上,应当以并合主义作为犯罪未遂认定和处罚中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在着手认定标准和犯罪未遂处罚依据的确定上,应坚持以形式的客观说为主、实质的客观说为辅;在犯罪未遂处罚原则的确定上,则应坚持以主观主义为主、兼顾客观主义。不可罚的不能犯是现实存在的,它不具有形式和实质上的犯罪特征,因而不是犯罪,不具有可罚性。

简介：近年来，在民事诉讼研究领域，庭前准备程序的独立程序理念日益受到关注，作为庭前准备程序创新瓶颈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备受青睐。举证时限制度，质言之，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交全部的证据材料，逾期法院不再接受该证据材料并不进行质证、认证活动的诉讼期间制

简介：

简介：社会危害性概念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社会危害性（实质违法性）被理解为犯罪的一个特征。我国现有的成立犯罪的理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四要件体系-社会危害性”双层结构，但应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置换为法益侵害的概念，并且将之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个阶层（违法性阶层）。此外，还需要醇化构成要件的概念、析出责任阶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改造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

简介：我国刑事法律加强了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其中被害人谅解制度的发展尤为突出。不仅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谅解的重要制度刑事和解正式纳入规范范围,更新的刑法个罪的司法解释也频繁出现被害人谅解的相关规定。但是被害人谅解不仅限于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发挥作用,它还可能对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刑罚裁量产生影响。追根溯源,被害人谅解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的基本依据是刑事实体法的规定。作为一种酌定量刑情节,它不能脱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独立存在,对司法结果的影响也要受到其他量刑情节和司法裁量权的限制。并且在适用的过程中,被害人谅解的制度化演进,如被害人影响陈述或者量刑建议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刑事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功能和目的。

简介：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作为最广义的结果加重犯,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将其作为实质的一罪,移植于大陆法系的结果加重犯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扩大适用。考察大陆法系中出现的结果加重犯,会发现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很大程度上是国民集体报复心理的体现,当然除了立法理念外,立法技术的落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坚持结果加重犯'故意+过失'的唯一结构类型,并重新定位我国的结果加重犯,不仅能起到限缩结果加重犯的作用,对于理解和规范我国的罪数论体系、统一司法认识也是有益的。

简介：民事判决脱漏指受诉法院对于当事人所提之诉讼请求或其一部由于疏忽而未作判决之意思表示。民事判决脱漏识别之依据表现为民事判决书主文或理由中皆无判断之意思表示。民事判决脱漏在表征上与民事一部判决极为相似，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上之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脱漏应依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规定有悖现代民事诉讼之法理。民事判决脱漏后，应然的救济途径应当是受诉法院依当事人之申请或依职权对脱漏部分作出民事追加判决。

简介：海事行政案件包括海事行政诉讼案件、海事行政赔偿案件和海事行政执行案件,关于海事行政案件的管辖相关规定出现反复,最高院办公厅以通知的形式终止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其形式合法性存疑。目前部分高院指定海事法院管辖海事行政案件,这种做法存在弊端,不符合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授权海事法院管辖行政案件;海事法院管辖海事行政案件不符合"两便原则";在确定海事行政案件管辖时其行政专业性应优先于海事专业性;随着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开展,海事法院跨区域管辖的优势不复存在。故最高院应尽快发布司法解释以结束高院指定海事法院管辖海事行政案件的做法,让海事行政案件的管辖回归其应然状态,海事行政案件由地方法院管辖。

简介：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应当围绕国家调节经济这一原初性目的而展开。我国曾经有过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诸如产权论、竞争论、结构调整论等,都没有把握国家调节经济这一核心。现在,我们国家经济职能正在经历由统制、主导到调节的转变,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所在。国家调节说把握了国家调节经济这一本质,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应然指导思想。

简介：

简介：目的对亲权鉴定中常用STR基因座在中国人群中的平均突变率进行估计,并与美国人群中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方法突变数据来自按拟定标准筛选获得的15篇国内文献及本中心数据。对中国不同地区同一STR基因座突变率无显著差异的突变数据进行合并,计算中国人群该STR基因座的平均突变率,并采用Poisson分布的近似正态分布法计算该STR基因座平均突变率的95%可信区间。对中国人群和美国人群中常用STR基因座平均突变率的95%可信区间进行比较。结果Identifiler和PowerPlex16两个系统所包含的17个亲权鉴定常用STR基因座在中国不同地区人群中的突变率无显著差异,合并计算其平均突变率介于0.0120%～0.2078%,不同STR基因座的平均突变率差异显著（P〈0.0001）。这17个亲权鉴定常用STR基因座在中国人群中的累积突变率达到1.9836%。结论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获得中国大样本人群的FGA等17个STR基因座突变率数据,对于疑似突变案例的累积亲权指数计算具有借鉴价值。

简介：高校建立学术委员会旨在彰显学术本质,加强学术治理,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但是行政逻辑驱动下的高校学术委员会表现出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偏离了学术逻辑。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潜在行政逻辑的诱导,更说明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自身缺乏学术规律自洽性。当前我国处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常态背景下,只有基于高校组织内部学术逻辑,加强法制保障,以法治捍卫学术本性,实现依法治校与教授治学协同创新,才能使高校学术委员会发挥实质性作用,回归大学学术规律的内在诉求。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