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结合史料文献,较有独到见解地剖析了道教崇尚医药的缘由.首先,从历史和思想渊源上分析,医道两家具有"亲缘性",这就势必为二者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奠定了基础;其次,医道两家在生死观上是相通的,以长生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中暗含有重视医药的逻辑因子,修"仙道"必须通"医道";此外,道门奉行的"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祖训及"功行双全"的宗教伦理也是促成道教尚医的内在因素.

简介：宋明医易学散论徐仪明一宋明时期，理学家多热衷于《周易》之学，仅北宋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深入发掘《易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总...

简介：刘完素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创立火热病机，也是金元医家引易人医的第一人。刘氏认为“医教源自伏羲”，医学和易学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以医家应该知易，知易则医理更明。刘氏自觉地站在医易相通的立场来建立其医学理论体系。他不仅以易理阐释医学的基本道理，而且把易学“燥万物者莫燠乎火”和“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之理作为其论火热病病机和治疗的基础。刘氏在医易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李氏朝鲜以儒立国，严守夷夏之辨，在明清易代后对中国心生鄙夷，导致其固步自封。燕行使北学派的奠基人洪大容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入反思，他晚年的作品《医山问答》中体现了他成熟的新华夷观，而其理论基础“以天视物”正来源于《庄子》的“以道观之”。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