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在福柯看来，康德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有限性奠基于先验的层次而翻转了先前在有限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意义。但福柯却将先验主体置于生活、语言和劳动这一经验背景中。跟福柯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康德通过转移到先验层面来克服经验有限性的尝试看作是康德之批判的（失败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康德在《人类学》中将对人的有限性问题的三个批判性考察重新置于中心，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福柯认为基于人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海德格尔则认为是康德在人的此在面前的退缩。于是他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补救策略：或者寻找一个对先验有限性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相对化的非人类学方式，同时保留其基础性的视角，这是作为历史先验性研究的考古学的目标；抑或重新定义人的有限性自身，从而避免那种困扰着后康德哲学的经验一先验的混乱，并因而提出一种对生存的全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有限性？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的有限性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但是也可以放到先验的立场上来了解，但这就与起源概念相矛盾，导致先验的有限性反过来取决于人的种种经验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盲点”，它能够使认知成为可能，但是无法从本质上被认识。关于起源的人类学悖论就是由于人自身的矛盾：起源只能通过经验时间来发生，但是时间自身的存在又必须被归因于先验主体。生命、语言和劳动不只是知识的对象，它们在人的先验有限性这一基础性的背景下被如此这般地给予，哥白尼式的逻辑被人类学转向所击败。是否可以认为福柯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暗示，即基础存在论能够在有限性分解之外提供给我们一个选择？通过基础存在论克服胡塞尔的先验现�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