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去规制后的美国金融部门驱动了一场错误导向的大规模的错误资本配置:把资本投进用高科技从事的资产所有权凭证的投机买卖中;在已经过剩的制造行业,再增添新的工厂、设备和软件;还把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蔓延到新经济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计算机及芯片行业、电讯及其零部件行业等.新的厂房、设备和软件的急剧增加,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但是,这远远不能抵消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中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所导致的产品价格增长幅度的锐减所带来的损失,更别提滚滚而来的国外购买美国资产的需求所推动的美元汇率的节节上升,对生产成本造成的上涨压力了.一方面,是持续增加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另一方面则是无情地施加给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当经济扩张持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度时,实际工资的增长终于也开始加速了,并成为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另一股力量,尤其在制造业之外的其他部门更是如此.在1997-2000年间,即使是在繁荣达到巅峰的时候,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在总体上仍下降了15%,从而为2000年股市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2001年经济衰退打开了道路.
简介: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通过制度趋同使世界变得“更小”,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变得日益相似。本文论述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制度变革,并通过对比欧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的发展,挑战了这种世界趋同化的一般观念。本文遵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趋同化的程度,该方法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两种“理想”类型: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就制度变革而言,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外部冲击。本文提出欧洲的新兴市场经济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阵营。至于亚洲的新兴市场,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发展,存在一种向协调市场经济趋同的制度变革,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影响力和专制的官僚政治。欧洲和亚洲两种新兴市场经济内部预期中的趋同化使人们确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