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78年以后，计划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代替，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但财政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日渐庞大的预算外资金确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预算外资金享有监督权，并且需要从完善法律体系、完善监督网络及加强监督实效几方面入手来完善其监督权，这样才能使用国家权力机关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收到好的效果。

简介：运动式治理易导致事先甄别机制失效、事中监管缺位、“运动补救”普遍化等异化现象,并导致“防范不能”、与法治精神相悖、成本高和效率低等问题。通过基于双重博弈结构角度来考察运动式治理的诱导机制,发现行政科层对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形成强激励、辖区公众对其形成弱激励,但两种强弱机制相互不兼容。鉴于此,应依靠对地方政府科层绩效考核标准进行重新设计,确认安全主体责任单位,并重点引入公众参与绩效考核评估模式,从而使得问责制的声誉效应得以全面发挥,进而达到改变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激励结构和辖区公众的弱激励主体地位的目的,最终消除运动式治理的本质诱因。

简介：<正>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治理的需要,而治理的模式却千差万别,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及其运作,更因国家权力的千变万化而呈现多种面孔。从历史到当下,人们不断在探寻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逻辑与经验,追求着某种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始终面对差异性和多样化的现实。当我们仔细

简介：上海等地出现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立法活动,是地方立法实践回应现实需求的新探索。地方立法权属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与中央立法权是同源出于主权的国家权力。地方立法权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可依靠自身之意志行使、处分,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具有授权立法的能力,可以作出授权立法。地方国家权力机构授权立法虽然具备优势,但仍需警惕其泛滥带来的不良影响,应当将相应制度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正式确立并加以监督。

简介：本文从国家权力的视角对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相关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积极评价了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的敏锐时代意识，另一方面对两人在如何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本质区别做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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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要：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嵌入乡土的民众教育馆与地方社会的冲突时有发生，尤以1947年江苏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与南通县社会人士之间的纠葛最为激烈，馆长陶志因营业电影、出租房屋等因，不仅被县议会登报“布告劣行”，还被上告教育部、省政府、省教育厅、省会计处、省财政厅等机关。面对强大舆论，陶志向教育厅呈书一封，力陈自身清白和一心为公。实际上，“馆长被控”案的发生，自有其与民营电影争抢市场等经济因素，但它更反映国家权力与地方政府、国家权力与地方士绅关系。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国家权力借助各种机构不断向地方社会渗透、延伸，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但当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地方社会依然能够一定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入侵性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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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关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垂直管理部门实施监督,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对垂直管理部门加强监督,以致垂直管理部门的执法工作成为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盲区"

简介：在界定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可以从两者间关系演变的角度呈现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因为“权力的文化网络”而能够与国家实现较好的衔接，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自近代以来开始的急切的国家政权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了村落的自生秩序，不仅没有实现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反而出现国家政权普遍的“内卷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能国家的原因致使村落自生秩序再次受到全面冲击和压抑，结果是强大的党政体系主导村落的一切事务，因而谈不上村落与国家的衔接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村落自生秩序各种形式的复兴在我国各地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生秩序与现代国家实现了有效衔接。对此变迁历程，需要结合我国近年来村落面临的新境遇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展望．

简介：<正>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充分发挥,除了有赖于人大制度本身的健全,人大代表素质的提高,理顺人大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外,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与共产党的关系。笔者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与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二是人大的人事选举权、罢免权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权的关系;三是人大的立法权及其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与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权的关系;四是人大的监督权与共产党的监督权的关系。本文拟就上述四种关系作一浅要探讨。一、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与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第五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

简介：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作为比较法学界翘楚,其所著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从政权组织形式入手,对不同权力组织下的法律程序进行比较,建构起了一个综合分析政治体系和法律程序的模型。其中,纯粹的能动型国家催生政策实施型的法律程序,而纠纷解决型的法律程序容易符合回应型国家。我们可以注意到,纠纷解决型法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混合的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且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类型不同,这些司法模型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改造。

简介：一年多来,长春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积极开展人大各项工作,较好地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一、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坚持监督与支持相统一"原则,有效地促进长春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聚焦经济工作开展监督。去年以来,面对全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常委会积极支持市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全市农业、装备制造和医药健康产

简介：新监察制度是在反贪腐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化不等同于法制化,而且法治具有多义性,确定的法治化的内涵不同,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新监察体制在整个国家侦查权体系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监察至上,二是监察、检察和警察之＂三察鼎立＂。笔者认为,新监察权应当采行三察鼎立模式,在保障监察权之权威、高效地行使的同时,体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精神。为此,应当慎重设置留置权和调查权,使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能够在新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依法治市的关键在于"治",有法不依等于无法。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行政、司法机关在法律实施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能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直接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有关

简介：检察权性质的"法律监督权说"建立在把国家权力划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这四种权力的前提之上。但按照科学划分国家权力的要求,所谓法律监督权,不必要也不可能成为与传统三权平行并列、相对独立的权力类型。"法律监督权说"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体制不同,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也就不同"。但权力划分不等于权力配置。只能说政治体制不同,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就不同,而权力划分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别。主张三权划分并非主张三权分立。综上,"法律监督权说"不成立。

简介：预算外资金是指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自行收取和安排使用不纳入国家预算的资金。它主要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规定疏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专项基金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是预算内资金的补充。因此，一定要把这种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财政体制，及时制定专门的《预算外资金法》，把预算外资金忙纳入规范管理的轨道。同时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应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并

简介：【摘要】汉代豪族是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①而在汉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汉代国家与社会互动问题的研究中，豪族更是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学术界对汉代豪族问题的关注，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大约起自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中国②，二战以后的日本以及８０年代之后的中、日学术界又进行了大量深人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有关豪族及其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少一致或者相近的认识和看法，即便是一些相忤的观点，也是研究深人的结果和必要，也同样有意义和价值。检讨梳理以往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应该继续围绕汉代国家权力与豪族的关系互动这个中心问题，加强研究的理论化指导和阐释，同时也在地域性与阶段性研究方面加大力度，促进深化。

简介：在超大规模国家中,相比于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可以从权威与能力的界分出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中的“纵向治理结构”进行反思,提出“宏观统治”和“微观自治”这一组关系,强调在“宏观集权”的同时,落实“微观分权”,其核心是通过地方治理的“在地化”保障地方民主管理;通过“辅助性原则”保障中央的统治权,从而构造更为合理的纵向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