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论》广说诸法不成以显无生之义，其理路有二一是通过展示各种边见所造成的两难困局来说诸法不成；二是直接向缘起开刀，在世间共许的缘起法上显示诸法不成。若按吉藏“三中说”判定，第一种理路只得“尽偏中”，未达“绝待中”，尚不是中道究竞义。龙树依世间共许的“此有故彼有”说“彼此俱无”，以大乘“无生”义重说因缘相，开显缘起甚深之义。

简介：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简介：<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定与划分,取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个阶段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不发达、不完善,具有过渡性、多层次、新旧交替、优劣交织的性质。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是探索和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体质的规定性的根本出发点,它直接决定着人们观念的性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①影响主体观念活动

简介：<正>“两点论”、“两分法”是毛泽东同志对矛盾分析方法的通俗解释,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概括。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辩证思想,并用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运用毛泽东同志“两点论”的辩证思想,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认为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时经常随意使用“形态”和“阶段”。通过追溯和分析马克思在《大纲》等文本中关于社会历史演进问题的经典表述之原文、英译文和中译文，可以看到“形态”和“阶段”的混用不仅是一个由马克思自己的文法疏忽引起的翻译问题，更是一个理解问题。澄清混乱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是用“形态”表示人类史前史阶段中的诸种社会形态，诸形态有其实质上的一致，即它们都是人类不自由的社会。相反，马克思是用“阶段”表示人类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历史时期。在这一尚未被辨明的区别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可以呈现为更明晰有序的格局，即人类社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以自由为尺度，却只有两大阶段。“形态”与“阶段”之准确区分也为人们理解社会历史演进的多样性留下了广阔空间。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该文所论述的是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纳粹执政前的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哲学大师之间的交往活动。对从他们的初识，到组成要革新学院哲学的“战斗集体”，他们各自对对方著作的评价，直至在交往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等，进行了钩沉，并作了系统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对各自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