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地方治理方式与诸多因素有关。我们控制了历史因素和国家制度因素这两个变量后发现,中国各地的治理方式与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方式息息相关。当面临相同的发展压力、考核压力和民主化压力时,各地表现出的应对方式是如此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为地方治理压力带来了时间缓冲和物质缓冲,使得各种难以测量的社会发展指标,被那些数字化的、容易测度的增长指标所遮蔽。但这种遮蔽只是暂时延缓了压力的释放,压力并未消失。相比之下,商业和贸易发达的地区对交易规则更敏感、要求更高,而这些规则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商业发达地区,对来自外界的民主化压力、平等化压力、秩序压力有着更直接的传导,这为治理带来了调整和转变的动力。
简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迫切要求我们进行机构改革。时到今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已初战告捷,如何稳步地推进地方机构改革,避免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当前社会各界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笔者就此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简介: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简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地方治理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发展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是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分权化、参与式决策等理念的主要实践场域,它能够促使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转型,形成更具回应性政府和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地方治理体系已逐步成型,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然凸显,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主体性地位逐渐获得,市场主体得以建立,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三大主要元素;央地关系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等纵向政府间互动机制、政府与市场互动机制、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机制等逐渐形成.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在运行中体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治理模式,又具有较强的体制创新、自我改良能力以及灵活的制度弹性,体现了分权化趋势和多主体合作等特征.在新时代的发展和治理中,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将会有更多的空间与舞台,信息技术革命将改变地方治理网络组织的运行方式,而提升民众获得感将成为中国地方治理的最重要目标.
简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在我国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上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发现并惩罚地方政府不采取限购政策的概率越高,地方政府通过"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政府的概率越低,地方政府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越大。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13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房地产开发活动越活跃、行政级别越高、GDP增长率越低、财政收支缺口越小的城市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更高,而房价增长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该结论在进一步考虑了住房限购政策实施时间强度与综合强度两方面异质性的实证检验中仍然是成立的。因此,住房限购政策在我国的实施面临体制困境,难以作为一种常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改革当前财税体制与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是住房限购政策切实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保证。
简介:分税制财政体制已于今年开始实施。它作为改变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将对我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重要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省曾对我市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几次大的改革。1988年我市财政计划单列时,中央对我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体制,其核心是以1987年收支为基数,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作为上交基数,以后每年上交的财政收入递增5.3%,超收全留,短收赔补。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