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简介:本文主要分析'菩萨唯识止观'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体而言,此乃结合唯识观与菩萨行的一种修行模式;其在大乘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基本前提下,运用唯识止观'以楔出楔'之实际操作,除遣凡夫自心所生之虚妄分别及虚假影像,直至其心无分别、无所住为止.
简介: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号拙道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其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也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此盖缘清末知识界对佛教兴趣日增,甚多人信仰由儒归佛,诚如梁启超所言:“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①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乃杨文会.杨文会的思想取向守持传统,即“教宗贤首,行归弥陀”.他学佛“启自马鸣(相传《大乘起信论》之作者);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②因而具有诸宗圆融特征,在佛学义理方面,他主张“十宗”平等说.这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但其所思所想在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上的最大意义,还在于从切身体验出发,感受到为克服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面临的重重危机,非有个人担当,以及纠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新生代为之一起努力不可.恰恰缘于此点,尽管他在实质上所启动的与传统义理诠释阐发有着质的区别的佛学义理研究新局也许与他志在“复古”的初衷并不一致,但这正是历史走向与个人意愿有异的吊诡之处.就此,本文试从他所启动的刻经、办祗洹精舍、研究唯识学与创办佛学研究会四个面向以证明.
简介:《圣经》要求善待贫民的律法十分丰富。“摩西律法”由于有时内外有别,在犹太教具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性。耶稣的言传身教突破了犹太教的这种狭隘性,但因其强调对上帝的信靠和对天国福乐的期盼,具有较强的彼岸性。《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作为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重要的法学评论之一,其“穷人的习惯法”思想是从法学的角度对犹太基督宗教善待贫民的律法和文化传统的扬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此阶段剧变中的宗教思想观念。
简介:一、慧能创立的南禅宗学说既超越北宗而且包容北宗。由于中唐以后的禅宗已经是南宗的天下,没有南宗与北宗的分门别派的对立斗争。故在中唐以后南禅的高僧兼传北宗的学说是正常的。因此。弹宗既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这类新颖的思想语言行为,也同时有继续发展传统的悉昙文字及汉语言文字音韵学之研究和贡献。因而才会有“祖师禅”与“文字禅”两种并行不悖的流行传教方式,以及有教外之儒家大师郑樵所作的“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之总结性说法流行于当时与后世。二、辽宋时期的中国佛教.仍然是不分南北宗派的禅宗天下。其对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视与贡献之例,可以辽地北方僧人行均的《龙龛手镜》为首要。据燕台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僧人智光在《龙龛手镜》之序文说:“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只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之宝烛,启以《随函》……”,既表明当时中国佛教界对语言文-7-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中国佛教高僧在语言文字方面是一直坚持兼通梵汉与佛儒的经典文献,其贡献影响也是惠及佛教内外。三、以往有很多学者诸如罗振玉、潘重规等人都误以为《龙龛手镜》只是为教内之人阅读佛经而编写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专门为阅读敦煌写本佛典而编写的字典。影响至今,演变为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误说。本文对此作较为全面的商榷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