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民族化的哲学范畴，“阴阳”是“贯穿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在此范畴统辖下，划归“阳”之系列的有天、父、雄、刚、上、动、大，划归“阴”之系列的有地、母、雌、柔、下、静、小。词序排列上。“阴阳”是先阴后阳，“乾坤”是先乾后坤；若对应使用，要么是以“阴阳”对“坤乾”，要么是以“乾坤”对“阳阴”，依此类推，方才合乎汉语表达习惯。譬如，《周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阴阳——柔刚）《庄子·天道》：“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静动——阴阳）王弼《周易注·屯》：“阴求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阴阳——弱强）诸如此类，都可谓是符合常规的“对位使用”。然而，与此相异的“错位使用”，在古籍里也常见。例如“天地有官，阴阳有藏”（《庄子·在宥》）、“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管子·四时》）、“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苟子·礼治》）、“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等等，其中跟“阴阳”对举的都不是“地天”而是“天地”，这种现象值得学人注意。
出版日期
2006年02月12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