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