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现代主义传播理论
身处这样一个后现代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已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它的传播载体涵盖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内容涉及人类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虚拟取代现实的社会,大众传媒传播所依循的“新闻哲学”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且将在后现代社会出现的这一新的传播理论称为“后现代传播理论”。这一传播理论承其后现代哲学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的特征,在虚拟取代现实的环境下获得极大的发展。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传播理论”可概括为三方面:(1)否定新闻本质的“真实”,(2)否定传播媒介以“真理”为唯一目的,(3)网络信息的摧毁与否定。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定新闻本质的“真实”
经验主义的反映论是媒体反映真实的立论基础,它认为:真实可以首先经由感官感觉,而后通过语言或影像进行传达,因此,媒体须像镜子一样,所表达的现象、价值或态度等,都只能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不能加以主观想象。
然而,计算机科技、大众传播等信息业的蓬勃发展,泯灭了“影像与实体”、“再现与原版”之间的对立关系。现今的“类像论”就认为,因为真实与影像根本就无法区别,所以与此相关的讨论已经没有必要了。
同时,信息时代下的复制技术把作品数字化,这表明所谓的“原版”已不复存在,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复制品”与“原版”并无差异。原版独一无二性的消失,使“类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象征。摄影、电视、电影的复制和大批量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类像。类像充斥当今的世界,使之丧失了现实感,形成事物的非真实化,作品的非真实化,以及形象与可复制的形象给世界带来的非真实化。简言之,即原本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影像、语言等符号的运作脱离了真实的事物,单以符号呈现在媒体的报道内容之中,这些内容即使是以事实为基础,也会因为加了许多人为的操纵,而变成了媒体的“真实”。换言之,原本应该先有真实,才有用以描述真实的符号,符号因为真实才具备意义。然而,现在的符号却脱离了真实而独立存在,连符号本身也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真实。[30]这便是当代“拟像社会”的“真实”,法国当代思想家布什亚(JeanBaudrillard)称之为“超真实”(Hyper-reality)。
科技的进步使得后现代传播时代的媒体,制造假新闻更为简易。尽管假新闻一直都不曾匿迹,但是,对新闻真实客观的破坏,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却表现得更为严重。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有不少新闻被贴上“假新闻”的标签:
1.莫雷诺“被抢击身亡”———国际互联网
2.菲戈“主动求和”———韩国《汉城体育》
3.国际足联裁卷入“裁判阴谋”———欧洲媒体,以意大利媒体为主
4.埃里克森将“重返拉齐奥”———意大利罗马足球圈
5.万乔普“服兴奋剂”———某位极具“幽默感”的中国记
6.佩鲁贾“抛弃安贞焕”———佩鲁贾俱乐部主席老高奇
7.米卢将“赴俄罗斯执教”———俄罗斯相关媒体
8.贝克汉姆将改换“新发型”:———日本媒体
9.巴西队“放水”哥斯达黎加———欧美媒体间传言
10.英国“足球流氓”进入比赛城市———日本相关媒体[32]
另外,中国新闻核心期刊之一《新闻记者》为抨击这种行为,从2001年起每年评选出十大假新闻,还特别设立了“客里空最假新闻奖”,颁发给每年的十大假新闻中,由专家学者投票评选出的年度“最假新闻”。按造假时间的先后秩序,“2003年十大假新闻”排列如下:
1.借尸还魂奖——比尔·盖茨遇刺 2003年3月29日中国日报网站
2.扑朔迷离奖——卡梅隆决定执导《9·11生死婚礼》2003年1月26日《北京青年报》
3.添油加醋奖——“小”百万富翁抱得美人归2003年5月12日《华西都市报》重庆版
4.胆大妄为奖——警察鸣枪八次镇住百人群殴2003年5月22日《东方家庭报》
5.胡编乱造奖——施拉格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姑爷2003年5月26日《球报》
6.子虚乌有奖——百万美金义还失主2003年6月1日《江南时报》
7.信口雌黄奖——中央督察组上海明察暗访84%项目有违规之嫌2003年8月25日《中国经营报》
8.无中生有奖——《背影》落选新教材2003年9月11日《武汉晨报》
9.捕风捉影奖——曾参与“神五”设计的中科院院士周鼎新海口遇害香港2003年10月25日《文汇报》
10.杞人忧天奖——“中国印”设计专利被抢注2003年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其中《比尔·盖茨遇刺》荣获“2003年度客里空最假新闻奖”,颁发“长鼻子两面人”奖杯一尊,奖状一个,以及客里空银行的支票一张。
如此看来,新闻的造假不再是个别媒体或个别记者的问题,它已经泛滥到整个大众传播界。新闻的真实客观不再是这些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应谨遵的不可违逆的信条。
否定传播媒介以“真理”为唯一目的
阿特休尔在批判模式的论述中认为: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还是在进步中的世界,传播媒介的目的都与真理有关。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追求真理、或寻求真理、或服务于真理,总之,它们是为真理而存在的。但处于后现代传播理论中的传播媒介,极大地挑战了这“唯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