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见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后收入《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为第三篇第三章。又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也论及。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原载1935年出版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敦煌变文论文录》。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现及其展开》，原载《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2期，后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
[2]《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3年7月
[3]《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4]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按指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之不能尽归一例耳。”“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以前三类为一标准，后一类为另一标准。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他重申说：“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馀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
章炳麟《国故论衡·辩诗》：“《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章炳麟《国故论衡》1910年在日本出版，刘师培《论文杂记》分载于1905年《国粹学报》各期，故列刘氏于章氏前。
[5]《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6]《神乌赋》出土于尹湾6号墓，根据同墓出土的竹简《元延二年起居注》，6号墓下葬的时间当在元延三年（前10年），这是《神乌赋》产生的下限。又赋中有“贼皆捕取，系之于囗”句，对照《文物》1996年第8期第19页图版，“皆”当为“曹”字。贼曹，官名。《通典》卷23《职官五》：“汉成帝时，尚书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为断狱。后光武帝改三公曹岁尽考课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亦谓之贼曹。”据此，《神乌赋》产生的上限在成帝置“贼曹”以后。
[7]《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室发现茶酒论考述》，见《中国文化》第3期1990年秋季号，三联书店1991年。
[8]《敦煌论议考》，见《中国古籍整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9]王先谦《荀子集解》引。
[10]参看《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下编《居学偶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4-587页。
[11]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第44页。
[12]刘瑞明《敦煌抄卷百鸟名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2期。
[13]胡忌著《宋金杂剧考》第四章《分类研究》第11“打略拴搐”，中华书局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