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 2

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1972年1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进行局部调整和紧缩的决定，以及1974年3月20日中央全会人事上的大换班。党内反对派的掣肘，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丧失了价格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的最佳时机。

党内的斗争和掣肘不仅影响了改革，也动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搞乱了群众的思想。

卡达尔的优点是善于团结，以善于妥协著称。但这种优点的另一面就是，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摇摆，结果就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难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无论匈牙利的改革还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功。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未能突破。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获得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有些情况下，旧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企业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利润率、价格等信号相当敏感。但国家对企业财政约束和信贷约束都是软的，企业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价格的途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企业力图通过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投入品价格提高时，又可以从国家取得补贴，80年代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相当于GDP约30%。企业的自我约束集中没有形成，在扩大投资和增加工资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

南斯拉夫在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企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却没有成果，用社会契约代替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从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颁布以后，国家在纠正"市场拜物教"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使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用自治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偏差，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即"契约拜物教"。协议和契约包罗万象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首要形式。"在这种拜物教形态中，一种多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用联合劳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几乎可以在现在完全排挤市场经营和国家调节。" 结果造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局面，使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由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商品流通的协议和契约，往往立足于民族和地区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就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在本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而努力，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了资金，而且使统一的南斯拉夫经济形成分裂。80年代，"除了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外,各共和国间几乎没有资金流动" ，维系南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共和国之间形成市场壁垒。由于利益的限制，协议和契约的参加者都想从中取得好处，许多联合劳动组织经常利用关于价格和发展的协议，垄断一定的市场，并结成垄断同盟。市场和价格的垄断影响了正常的市场发育，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增长，加剧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别。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自治企业和社会政治共同体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签订的，从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中体现的局部利益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矛盾，它们很难统一在一起。同时，契约和协议并没有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环节过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障碍，就难以达成协议，也难以保证协议的履行。

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削弱不能说与南斯拉夫的分裂没有内在联系。

四、经营者阶层的异化问题


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的经济原因。

科尔内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他们能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在后来的后社会主义阶段亦是如此。1988 年，匈牙利是第一个通过了所谓"公司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部法律，国有企业可以商业化并转成现代公司形式。1990年以后，新的私营企业大量涌现时，越来越多的部门倾向于合并和兼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独立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会学团体--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业阶层。从执行计划指令的前温顺党员队伍中逐渐产生了今天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当然这个阶层也有新人加入。这个领导层的转轨在数十年内进行，没有受到较大的干扰，在90年代转轨加速。 科尔内无疑是将这一异化作为正面的因素加以肯定的。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

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以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决策和个人消费决策等三个层次上的决策集中程度为标准，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分为四种类型："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认为，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实行的国有制，即集权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所有制， 并且是一种较低级的胚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区分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是分权模式的理论前提。

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 ，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1)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2)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 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 -- 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第三级， 即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他提出，分权模式并不是否定或变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而是"在现存公有制基础上的体系内，经济运行机制对经济条件的适应" 。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的新阶段,也必然要承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采取企业与中央分权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使然。

采用分权模式的目的在于：克服劳动的异化，消除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其实现的根本途经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但是，在分权模式的具体设计中， 它与集权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将部分微观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 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 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 乃是二十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 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 。所谓"经理革命" ， 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 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 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 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 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 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正是在最早采用分权模式的国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最先表露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 -- 1973)》一书中指出："六十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 年经济改革起， 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 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 　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 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 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 。 "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 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 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际无人负责的理论。这种悖论是耐人寻味的。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框架内，实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大力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贯挑剔的西方媒体也将匈牙利称为"消费者的天堂"。

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由于经验的缺乏，自身也犯了一些错误。在8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改革最终陷入了困境：石油危机打击了匈牙利经济，民族矛盾困扰南斯拉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动摇了东欧老一代领导人的地位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经济的衰退和党的分裂动摇了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导致了主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西方则乘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爆发，导致了政治剧变，使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最终破产。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