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