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許多研究者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以權力運作為視角,在國家─社會的互動或所謂「第三領域」中去審視研究,或認為中國近代不存在「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或認為近代以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等等1。這些研究給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和收穫,但以具西方社會歷史情境意義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為原形在中國尋找對應或對比,固然可以發現原本忽略的歷史事實或對其做出新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中國社會解釋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且容易導致對與「範型」相關現象的強調以至「過度闡釋」,而忽略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本土性特徵及中西複合的一些方面,如「外啟後發」的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密不可分,但與西方不同,二者非自然而生,也非呈並進之勢,相反,城市現代化因外力切入而啟動,且以鄉村的落後為代價,城鄉之間呈二元對立。所以,離開了中外互動、城鄉互動來談論中國城市現代化往往難見森林,拋棄農村談論近代的市民社會也難免不足。在中國近代城市中,不僅是似乎與西方「現代性」組織、制度等「理想型」相關的「積極、進步」的一面可以反映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在本文所論述的「消極、落後」的中西合力而成的城市社會問題──吸毒和賣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研究可以脫離單單尋找西方社會影子的思維定式和國家/社會的二元論,於日常生活中發現權力的滲透及社會問題的結構化進程,使其在反映中國近代城市社會時更切實際。
一 吸毒與賣淫
鴉片戰爭以降,外力入侵,中國先後有約開、自開商埠一百有餘,它們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迅速發展,早期現代化得以啟動,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城市面貌也大為改觀。但同時城市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且和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吸毒和賣淫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成為合法商品在各通商口岸長驅直入,各城市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1872年,「上海城廂煙館共計1700餘家」,「幾同茶、酒、飲食之店焉」2。到二十世紀30年代,城市中吸毒盛況空前,上海煙館林立,僅低級煙館「燕子窩」即多達2萬餘家,三次煙民登記,達6.5萬餘人;漢口在1933-1938年間,除有數十家較大煙館外,售吸棚戶多達700餘家;而重慶成年男女抽煙者佔7/10,女子佔3/10,每天鴉片銷量達3噸左右,耗銀約10萬兩3。19世紀80年代,全國吸食鴉片者約2,000萬,佔全國總人口42,000萬的5%左右;1929-1934年間,全國吸毒人口達到空前地步,總計全國吸食毒品的人數達8,000萬,約占總人口的16.8%4。
娼妓在近代城市中也大量存在,從通商大埠到偏遠小鎮,幾乎沒有例外,如上海1842年後,「其娼妓事業與工商業有駢進之勢」,其「青樓之盛甲於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 5。二十世紀10、20年代,樂靈生牧師(rev. frank rawlinson)曾通過中華博醫會的會員在中國四十一個人口從1,200人到150萬人不等的城市調查,發現妓女人數與人口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煙台、北京、濟南、上海六個擁有6萬-150萬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又以北京為例,十幾年間的公娼人數變化如下:
時 間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9
妓院數 353 366 357 388 391 406 377 332
妓女數 2996 3184 3330 3490 3500 3887 3130 2752
資料來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第五卷(1931年6月),頁115。
大致說來,娼妓數量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縣級城鎮幾十上百,通商大埠則逾千上萬。且統計數字多是公娼人數,因私娼暗地營業,無從統計,且人數一般多於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數目更是驚人,如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數當不下十萬7。娼妓等級也很齊全,如北京公娼可分為小班、茶室、下處、老媽堂等,上海分為長三、麼二、花煙間、釘棚等。妓女數量多、層次全,是賣淫走向社會化的表現,也正是為了適應近代城市不同階層嫖客的不同需要。
這兩個近代城市中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且是一個過程,是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部分,並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二 城市化、城市早期現代化與城市問題
(一)城市化
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外力楔入密切相關,開埠城市多因商而興,通過國際貿易,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形成國際市場控制中國通商都市,中國都市聚斂鄉村腹地的市場格局,所以出現了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品價格主要由國際市場決定的情況8,中國農產品往往被迫以低於自身價值的價格出售,從而加劇了農村貧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自種鴉片的地區在不斷擴大,1880年,全國罌粟種植面積已達1,300多萬畝,佔耕地總面積的1.6%9。鴉片種植之初,其價格一般高於普遍農作物,似乎一時能夠繁榮種植區的農業經濟。但鴉片種植極易導致糧荒,四川種植鴉片最多的涪陵,稍有水旱之災,即有「大饑,栽煙者,一家吞煙自盡。巴中種煙餓死者,埋萬人坑」10,更有許多家庭典賣妻女,籌逃亡之資。於是,大量破產農民湧入城市,而近代城市經濟的發展狀況無法容納大批勞動力,造成城市中大量無業流民的存在,為各種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