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戏”的演变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缽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缽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缽。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缽！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雜”，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傳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缽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掌故，以一句话作结，终写罚酒、饮酒法。用作者的话来说：“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

《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几部“叶子戏”的著作，它们是：《叶子格》三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这标示着宋代的“叶子戏”的打法已有多种。《辽史·穆宗本纪》就记录穆宗与群臣玩“叶格戏”，可见宋代“叶子戏”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遗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疆域扩大到了欧洲，这大约是纸牌传人欧洲的时刻。笨重的火枪都是由元人在这时传人欧洲的，更何况随身便可携带约数十张纸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记述了远征欧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于娱乐的，他们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几个时辰，消磨时光，玩纸牌自娱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意大利学者却认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为了排遣寂寞而发明了纸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成为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或去欧洲的中国人将纸牌带往意大利的一个证明，而不是相反。法国著名东方学者莱麦撒就曾说过：

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其形状、图式大小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者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者。

史实表明，当时的欧洲印刷条件还不具备大量印制纸牌来娱乐的程度。直到14世纪末，欧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欧洲所出现的纸牌只能是从中国传去的。是纸牌的传入，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现在发现最早的欧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为1423年的圣克利斯多夫像，图像下面也附有文字，这和中国上有图像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断，欧洲最初的纸牌也是这个样子的。

宋元时期的“叶子戏”，至今未有史料来证明它的打法是什么样的。李清照的“打马”或可算是“叶子戏”的一种变异?据传后来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叶子”打法相像，但那是后人整理的。只是在明代，“叶子戏”的面貌才逐渐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首先是在形制上：

新疆的吐鲁番，曾发现过一张明代初期的纸牌，呈狭长形，绘有穿着盔甲的武将形象，上印有“管换”，下印有“贺造”字样。“管换”、“贺造”是当时印制纸牌者的生意经，是为了扩大纸牌的销售所精心设计的词句。当然，这一纸牌并不一定是明代的纸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叶子戏”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况且，吐鲁番早在秦汉时期，就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一条必经之路，从这里，中国纸牌被传向西方是不必多加释说就可明了的。

最为主要的是，这张纸牌上所印着盔甲的武将形象，则与纸牌游戏定型后的武将形象十分接近，这是目前能见到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纸牌的具体物像。验之明代的“叶子戏”，一个显著特征是纸牌上绘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义的宋江、武松、李逵、史进等人形象，他们都是威风凛凛的武将。

有人解释说：叶子上之所以画上水浒豪杰，是寄寓了好赌而负，必去为匪；胜也侥幸，必同盗贼的深意。这或许可备纸牌释义之一说?依笔者之见，绘画与雕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叶子戏”可以选择的最佳样式。据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在明末清初，叶子不仅有作古将相图的，还有作美人图，作甲第图的，还有分鸟、兽、虫、鱼门类图形的，这就使“叶子戏”更具观赏性，更吸引入。

更吸引人处，还在于自明代以来的“叶子戏”打法已具“角智争新”性质。如这时“叶子戏”中的一种“马吊”牌的打法：四十叶为一具，一叶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打时，四人入座，人各八叶，以大击小而现出色样，及余八叶冲出色样，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四门最尊者是“赏”，次为“肩”，最小者为“极”。“赏”、“肩”、“极”上桌，皆可配成色样。色样有大小，名称有很多，但惟有“马吊”最为韵事，入局者气静声和，无容争竞，所以又叫“无声落叶”，特别引得士大夫的喜爱。

打“马吊”充满了智慧机巧，龙犹云(即冯梦龙)《牌经十三篇》认为：

凡牌在人手，虽不闻不见，可以意示之。小者流多长，用大者道每短，灭疾者牌必丑，捉急者门必狭。可檎而故纵者饵也，可纵而故擒者狠也，饵则速图，狠当徐守。藏盈而出虚者，桩家之巧也，弃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后小者求也，先小后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应通路，独行无继识关门……

正因如此，“马吊”在明代，使许多人如痴若狂，穷日累夜地玩，金钱乘机也渗透其中。冯梦龙就曾专作《纸牌》民歌说：“纸牌儿，你有万贯的钱和钞。我舍着十士门，百子辈，与你一路相交。”“马吊”之盛原因于此可见。

为了应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问世了大批的“叶子戏”著述，比较著名的专门著作有潘之恒的《叶子谱》、《续叶子谱》、《六博谱》，汪道昆的《数钱叶谱》，黎遂球的《运掌经》，王良枢的《诗牌谱》等。

至清代，“叶子戏”更为鼎盛，各种分歧纷纷出现，如“斗虎”、“红楼叶戏”、“诗牌”，但最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马吊”，这可从设立于城乡之间的“马吊馆”见其端详，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记有这种非常专业化的“马吊馆”情形：

见厅中间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带方巾穿大红鞋的先生，供桌上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两行摆班坐着，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

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这牌在古时原叫叶子对，有两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闹江、打海、上楼、斗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执八张，所以配八卦之数。以三家而攻一家，意主合从，以一家而赢三家，意主并吞。此制马吊之来历也。若来不打过桩，不打连张，则谓之仁；逢桩必提，有千必挂，则谓之义；发牌有序，殿牌不乱，则谓之礼；留张方贺，现趣图冲，则谓之智；不可急提，必发还张，则谓之信。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

这篇小说还交待了打“马吊”的一些要领，如“分牌之敏捷不错，出牌之变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审时度势”等。作者还描写了一位听众：

只道马吊是个戏局，听了吊师的议论，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觉动了一个执贽从游之意……

这些都表明了“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马吊”在更多的意义上却陷入了赌博的漩涡，正像钱泳《履园丛话》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许多人为打“马吊”而倾家荡产，这是“叶子戏”最初发展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