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里的“中国思维方式”

《新青年》里的“中国思维方式”

代飞飞

代飞飞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中国与欧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五四”带给我们众多命题中绕不开的一环，如果说前者侧重的是文化民族区域性差异，后者侧重的则是文化时间性差异，在“五四”先驱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热烈甚至偏激地重建中国人与一切事物的想象性关系时，这些名词屡见报端。他们是冲动的，拿来即用，有时候甚至是矛盾模糊的，这也使我们当下一些学者在评述此段历史时存在模糊性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五四”人反传统是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而非西方化，宣扬西方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场以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为目的的运动充满着“中国方法”。文本试图从《新青年》杂志入手，谈一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人在打破一切,构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时，充满着怎样的“中国思维模式”。

关键词：《新青年》；思维模式

一、自觉的利用国人潜在思维模式反传统

鲁迅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里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敢行。”这句话充分体现中国传统中庸之道折中的思维方式。他们利用这一潜在思维模式改造国人。提倡罗马文字而使古文改良为白话文的阻力减少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有戊戌维新以来的一系列铺垫，但是，《新青年》要在思维模式僵化了了几千年的中国要达到其宣传西方人权、民主的效果，还是很难的，而作为主要武器的报刊文章则成为其大做“文章”的平台。在文章上，除了惯有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维方式反对“复古派”以外，新青年还在宣传文章的对于接受者的潜在思维模式方面方面建构新的模式。如：第1卷第1号《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传统文人退隐是民族弱的原因，鼓励青年为社会做贡献。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多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与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中有相通之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是利用此种文化心理，加之以西方青年积极进取之实例，鼓励青年向上、勇敢独立。不同的是，在传统思维模式中融入新的西方价值观。

二、在实际运动中不自觉融入固有思维模式

新青年在喧哗的辩论声中不断造势，在《寄陈独秀》中，胡适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是“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的答书中，陈独秀则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如果说在胡适那里，反对者还有讨论的余地，有匡正的可能，那么，在陈独秀这里则既没有“余地”，也没有“可能”了。由此可见相对于陈独秀，胡适还是相对辩证的看问题，但胡适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得很明白“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的得讨论的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这就是胡适对反对意见持欢迎态度的原因。所以，其平等论证的心态只是表象，他们的偏激与极端，自然有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但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专制主义的体现，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造成盲目的崇圣性、“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也再次在新文化运动争夺文化领导权中的到了验证吗？他们站在时代最潮流处不自觉的运用固有思维定式反传统，岂不讽刺？后来胡适在对钱玄同的信中，也反思“我们受到文化专制影响太大了。”当然，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中，他们的偏激确实促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譬如说中国传统中有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五四时代假如没有一批志士仁人有入世精神的话，便不可能有五四运动。他们得了那些西方的知识，马上就拿来运用到中国社会当中去，这也表明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这才有了五四运动。

三、整体性思维模式导致的片面反对传统

费尔巴哈在比较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时说：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略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而遗忘了统一。这句话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不管是在《新青年》杂志，还是在“五四”先驱的言论或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偏激的言辞，如：打到孔家店、不读或少读中国书、毁孔庙等，之所以会有片面性的文化倾向，一方面像陈平原先生所说的，明知矫枉过正，却必须矫枉过正。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也。”导致五四人明知片面，但也有一概而论的倾向。

当然，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9卷54号中，不难发现，主创人员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是在辩论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从整体思维模式方面看，在宣传人权、民主、科学、新文化、新道德等方面。完成对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中，确实大量运用了传统思维模式。

结束语：

“五四”虽然一定程度上运用了中国式的方法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但是以“传统”反“传统”只是一种手段，由此带来的是现代性因素得以广泛传播的胜利，尤其对“人”的关注等方面都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五四”百年了，当年新潮的东西部分已经成为传统，这一延续与发展性本身不就是“中国特色”吗？

参考文献：

[1]《“传统”与“断裂”的困惑—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的讨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8年2月

[3]《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7年6月

作者简介：代飞飞（1990—），女，汉族，籍贯：山东青岛，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