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古城历史文化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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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古城历史文化研究

李一巧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摘要】建水古称步头、巴甸、惠历,自古以来就有“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美称。建水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化历史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从建水古城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化特色、古城的保护与恢复三方面入手,对建水古城的历史文化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建水古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建水古称步头、巴甸、惠历自古以来就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美称。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建水的起源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流传于民间的起源传说,建水古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地的文化特色;古城的保护与发展等都值得我们研究与分析。

1建水古城的的历史发展进程

建水,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提供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在燕子洞石器时期的旧址中,发掘的打制石器、陶弹丸、陶片等证明了远古先民的存在。人的存在奠定了群居社会的产生,围地筑城才有了可能。

1.1民间传说中的筑城起源

其一,“因寺建城”说。此说现载于指林寺正殿墙壁上。相传古时候城西有一片密林,林中出现了仙鹿和白发仙人。当地人们为表敬畏在此筑庙祭祀,人们围寺而居形成聚落。而指林寺中有一块名为《重修指林禅寺碑记》的石碑,该碑立于明景泰元年,碑中记载“寺始于宋,成于元。”可见其历史悠远,所以当地流传着“先有指林寺,后筑临安城”之说。

其二,“掘井筑城”说。城西隅有井一口,明代洪武年间开凿。当地人俗称“大板井”,史称“溥博泉”,语出《中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意为宽广。井为圆形所嵌6石柱已被磨得亮滑。井右侧为龙王佛龛,常有人来祭祀,企盼龙王广施恩惠;上筑龙王庙,虽年久失修有所歪斜却始终不倒,百年来香火不断。当地老百姓中有句古语“龙王老爷恩如水,庙立千年不倒,水涌万年不竭,城建盛世不衰”。遂“先掘大板井,后筑临安城”相传甚广。虽以此二说释古城起源有失科学,然其传承之盛亦可佐证此城深远历史。

1.2建水得以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筑城以卫边,为历代掌权者深谙之法。此城得以构筑多缘于此,而唐、明两朝施于建水的军事政策,更奠定其千年古城的地位。“建水,‘古称步头,亦名巴甸’(《元史﹒地理》)。汉代属益州郡毋掇县地;西晋属于宁州兴古郡;唐代前期为南宁州都督府属东爨地。”[1]唐元和年间(806~820),南诏政权为扩充势力,在此构筑惠历土城隶属于通海都督府。“惠历”是古彝语,“惠”为海;“历”意“大”,合为“大海子”之意,“建水”为汉语意。惠历土城地修建,使得建水成为固边守防的军事重地,中原与边疆的交流区。

洪武十五年(1382)明政府为巩固边防将行政机关临安府治由通海南迁至建水;将军事机构临安卫指挥使司(简称临安卫)设于建水。临安府衙旧址中现存一廊亭。亭顶梁上墨书“明洪武十五年鼎立”和“一九九九年十月重修”。亭内两侧分立两块雍正年间的石碑,左右各刻“廉洁”、“忠孝”,以示为官之道。临安府治和临安卫的迁入,使建水跃升为滇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明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廷为进一步加强建水的军事防御能力,命临安卫在惠历土城的基础上修筑砖城,这就是后来的临安卫城。临安卫城的构筑奠定了建水古城的格局。

2建水古城文化特色

建水作为滇南重镇,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古以来,建水就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中原汉文化在建水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民族的迁入、统治政权的文教政策、当地的生产生活等息息相关。各种文化在建水落地生根既独立又互相融合。

2.1儒学深厚与科考兴盛

早在汉晋时期儒学便开始在云南传播,经元、明代两代的深入渗透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元朝时,当权者遵循汉制治理国家。所以仍效法前代之人推崇儒学实行文治。“《元史•张立道传》记载:张立道继创建中庆路(今昆明市)庙学后,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任临安广西道宣扶使时,‘复创庙学于建水路’。”[2]这就是建水文庙的由来。

建水文庙的建筑布局,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庸”即不偏不倚,中和之道。在建水文庙中几乎所有主要的建筑物都沿中轴线对称分布,此为“中”的体现;此外,文庙中的景点题名亦受儒家文化熏陶如“德配天地”坊是赞扬孔子的高贵道德与天地齐平,因“德”字的笔画数为十五,拆开为数字七和八,而七和八组合起开为成语“七上八下”寓意不好,所以在书写时故意将“德”字少写一笔以示对孔子的尊敬;文庙中泮池两侧的路分别为“文道”和“武道”:“文道”为文官所走,砖石铺就路中心铺一列青石寓意“平步青云”喻示着学子通过刻苦的学习考取功名。“武道”为武官所走形制笔直不曲,寓意忠义为国,绝无二心。

文庙作为儒学传播的载体具有祭祀与文教两项功能。先师殿是建水文庙中的正殿,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每年的9月28日孔子诞辰这天,建水文庙都要举行大型祭孔活动以缅怀先师,在祭孔的过程中通过祭孔的仪式、贡品的选择、活动的流程等将儒家文化彰显出来。祭孔活动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途径。先师殿其后分别为明万历年间设立的东明伦堂和西明论堂,曾经是临安府学和建水州学,在这里培养了很多人才。东明伦堂后就是二贤祠,这里供奉着开启建水儒学之风的两位大师——韩宜可和王奎。

作为学校,建水文庙传播儒家核心理念、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等一席列儒家文化,以期用儒家文化教化当地百姓。由于建水文庙的影响儒学逐渐兴盛,此后又相继开办了崇正、崇文、焕文等书院,这些书院在解放后大多设为公立小学,焕文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院现为建水县第二小学,位于城东石桥菜市场斜对面,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由知州陈肇奎主持建造,咸丰年间因战乱而毁,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得以重建。改书院现存大门、二门、讲堂、藏书楼和两廊斋室数十间,现今仍为建水的教育事业服务。这些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都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标准来规范学生的行为。由于儒学的传播,促进了建水周边地区科考的发展,遂在建水设立考点——学政考棚。

建水学政考棚创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是集中临安、开化(今文山州)、元江、普洱(今普洱市)四府生员进行院考的地方。建水学政考棚是云南省唯一保存到现在的考棚类建筑,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该建筑的布局亦受儒家思想影响,考棚以中间的甬道作为中轴线主要的建筑呈对称分布。考棚前有一照壁,上题“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八个大字,昭示着科举考试是为国择贤的重要方式。照壁背后为放榜之处,若榜上有名就预示着考上了秀才便有了参加更高层次考试的资格。也因八月份放榜时正值桂花盛放,所以又将其美称为“桂榜”,“桂”与“贵”同音,寓意功成名就后显贵通达。

随着儒学在建水传播,建水由曾经的蛮夷之地逐渐变成诗书礼仪之邦。仅明代,临安府就出30位文进士、25位武进士、299位文举人、35位武举人。“另有《科甲题名碑记》称:‘临安又居云南极边,而宾兴之士掇巍科者,有一榜半临安之称。’”[3]所以建水又有“临半榜”之美称。建水文庙对建水地区乃至滇南地区都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在建筑的布局规划还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日常信仰、精神生活等都有儒学的影子。

2.2道教文化在建水的传播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时便有大量道教组织出现,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大约在明朝初期,该教传入建水。“据《民国建水县志》载:建水道教有两派,其一为法静道。奉老子为教主,以修身练性为示旨,清修苦练。城内外有观堂10多处,老妪孀妇多为其教徒。相传景泰年间(1450-1456)有道人疯姚成住在北城外桥洞内,民间疯姚成的传说故事将其神话为济公式的人物。”[4]道教文化在建水的传播的中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产生的变化。其中有两项特征最为突出:

其一,宗教祭祀与生产密切相关。天君庙为建水境内最为著名的道教建筑,该庙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因主殿中供奉三皇五帝之一的祝融,遂称为赤帝宫,而当地人多称为火神庙。在天君庙中正殿供奉的是火神祝融,这与当地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时大量汉族迁入建水,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明洪武年间,统治者在惠历土城的基础上修建临安卫城,为此兴建了很多砖窑厂。烧制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火候的掌握,而当时主要的燃料是木材,想要控制好火候是相当不易。于是,人们为了能够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烧造工艺达到最好,就在这里建造了这座火神庙,祈求火神的佑护。火神庙建好后会定期举办会期,建水境内烧窑的人家都会来祭拜火神,历代的政府官员亦会参加祭拜以示重视。古代建水的老百姓供奉火神以求烧制顺利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其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出现.也是相应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生活实际的产物。”[5]这种祭祀火神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二,“济公式”人物——“疯姚成”的出现。道教在建水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疯姚成”。相传在明朝景泰年间有一个衣着破烂、头戴毡帽疯疯癫癫的姓姚名成的道人住在北城外的桥洞里,他整天游荡在临安城内。他总是破衣烂裳疯疯癫癫的非常像当地人口中的“老花子”,但他心地善良、聪明机智总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是建水版的“济公”。民间流传着关于疯姚成的故事“铜钱变糖鸡屎”、“大破黄金案”等一系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疯姚成”是一个神仙式的人物拥有高深的法力总是用自己的智慧对付欺压百姓的官吏、鱼肉百姓的乡绅等恶人。这些故事被老百姓广为传颂,使得这个“济公”式的道教人物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疯姚成”系列故事中折射出当时的民众生活困苦倍受压迫,所以迫切希望有人能够解除自己的苦难。疯姚成的出现既是道教文化在建水广泛传播产生的结果,又对道教文化在建水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3文化交融与泛宗教化

儒、释、道三种文化在建水古城的传播还呈现了两项鲜明的特征:第一,独立而又相互交融的。玉皇阁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玉皇阁坐落于建水城东桂林街,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是供奉玉皇大帝的道教场所,正殿、后殿保全完整但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神像早被捣毁。玉皇阁不仅是道教场地更是建水地区宗教融合的见证。玉皇阁后是始建于清代的观音寺为佛教建筑,该寺早已损毁仅存建水著名两塔之一的崇文塔。崇文塔的建筑工艺精良为17级密檐式实心砖塔其塔身镶嵌着清代滇中书法家阚祯兆草书的《宁边楼碑记》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学价值。崇文塔与城外的文笔塔被誉为开启建水文风的标志,是儒学在建水传播留下了的见证。在玉皇阁的左边仅一墙之隔的是东岳庙,是供奉东岳大帝的宗教场所。这样一地多寺儒、释、道和谐共存的地方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

第二,泛宗教化。建水本地的人们不仅崇儒尊孔、信佛向善和供奉道家神仙,同时也为历史上曾做过突出贡献的人塑其身像加以供奉。在建水义薄云天的关羽被奉于关帝庙中,忠君护主的诸葛亮被祀于武庙之中。而城北外的绿瓦寺中供奉着穆桂英和他的丈夫杨宗保,则是当地较为奇特的宗教崇拜现象。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来轰炸建水朝阳楼,危急关头很多老奶奶看见穆桂英站在城墙上挥舞着红旗将日本飞机引到南门外的稻田,最终保住了朝阳楼及城内的百姓。而穆桂英本身就是我国古代的保家卫国的英雄,所以人们为了感谢穆桂英护城卫民的恩德,就把她及其丈夫杨宗保塑在此地受人们祭拜。

3建水古城的保护与发展

建水文物古迹众多。“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全县登记在册的文物有505处。其中,古墓葬2项,古遗址4项,石窟及石刻4项,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78项,古建筑317项。”[6]众多的文物古迹使得保护和传承面临巨大的挑战。

3.1建水古城文物传承现状

自1994年建水被国务院同时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城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当地政府就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其中文庙、朱家花园等得以修复,并开发成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由于文物古迹数量众多而保护工作却常做不到位,以致多处古迹受到破坏。临安府衙在修复前被用作城管局的摆放违章车的仓库,府内建筑大肆拆毁,仅存的廊亭也脏乱不堪;桂林街上的东岳庙被用作建水副食品厂的产库破损严重,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3.2建水古城传统风貌的保护与恢复

走访中笔者了解到2015年是建水古城全面修复的年度,在这次古城恢复工作中划出10大重点片区:临安府衙、朱家花园片区、武庙片区、迎晖路、文献名邦、玉皇阁、龙井、指林寺、北城门、十大院落。其中,文献名邦、北城门这两处因原建筑已损毁,所以只能结合史料进行重建。其余八个片区是在现存的古建筑的基础参考文献资料加以修复。十大院分散在建水古城各处,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曾家大院和谢家大院,这些院落是当地民居的典型代。修复这些院落对了解建水民居特色、生活方式、人文情怀有着重要意义。

本次修复工作秉承“修旧如旧的理念”,遵循“三传统”的标准,即“传统的结构、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以现存传统建筑的形制、材料、颜色、结构为基础原型,以其“古朴”风范对修复对象做恢复性质为主,调整工作为辅的修缮工作。其修复理念完全遵从国际古建修复的“原真”原则,尽可能的恢复其原型,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风貌。这些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原建筑的珍视与尊重。

3.3建水古城文化传承期许

加强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是传承文化的首要工作。当务之急就是加紧对散落在民间的文化资源进行收集和整理。其次,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古城中大部分景点只有导游讲解、售卖地方特产两项活动。很多时候游客们看完建筑就走,并没有正真领会建水文化的魅力。因此,增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是传播建水文化的必要之举。最后,应加强对当地人的县情教育。每一个人都是建水古城的活名片,对当地人的文化普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物古迹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而非文化本身。只有将文化的内质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相结合传承才具有可行性。

结论

综上所述,建水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实至名归。其起源与发展见证了这座城市由最初的军事防御产物,在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下,尤其是在唐、明两代的建设下逐步成为滇南重镇。其多元的文化展现了中原汉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种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并与当地的生产生活相碰撞后迸发出的文化特色。如今,正值建水古城修复建设的关键时期,而保护发展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建水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总之,只有在深入了解其历史文化内涵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古城进行修缮维护,才能够为各项文化传承活动提供建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杨丰.建水史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页,第41页.

[3][4]汪致敏.千年建水古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5页,第73页.

[5]映雪、刘翠花.从宗教的产生、发展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J].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第107页.

[6]汪致敏.建水导游词[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1页.

作者介绍:李一巧(1992—),女云南建水人,本科,从事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