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需要

论生态需要

肖春茂

肖春茂(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200081)

摘要：人的生态需要对应着人的三种层次性情结，即人对生态的“天然依恋情结”，人首先需要的是生存；人有“既得利益情结”，人需要不断地占有以求得满足；人具有“回归自然情结”，以求得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和谐。

关键词：生态需要;情结;和谐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4-0019-03

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个体能动性的源泉。个体的需要包含三个属性：(1)个体按照一定程序发挥功能的属性，程序中所涉及的运动参数包括整个生命过程和其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成为个体正常发挥功能的规范，而不仅仅是为个体所感知的因现有状态与应有状态之间失调而引起的那种失衡状态（即不满足状态）。(2)个体对上述关系的现有状态加以关注或做出反应的属性。如在面临缺少相应条件的威胁，或实际缺少相应条件时个体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慌；当这些条件可以得到保证，或者这些条件已现实地包含在正常发挥功能的过程之中时，个体就会感到满足、轻松、愉悦或平静。(3)个体自我活化、自我调节和调动各种适宜的能动性形式的属性，它为个体正常发挥功能提供自觉保障。

一、生存之必需——天然依恋情结

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种以平等生存为基础、以等级差别为规范、以自由竞争为动力的不同物种间和同种物种个体间的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但在各种物种中，唯有人一开始就以背叛自己出身的面目出现。这是天然生态系统中本身就包含着的否定性要素成熟化和现实化的产物，是自然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性结果（即使这种否定自身的力量不是人，也必有一定的其它的物种来承担）。随着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增强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凸现，人的需要因不断被创造出来而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经过阵阵激烈的骚动（生存竞争）之后，人工生态系统终于从天然生态系统这一“母腹”中诞生，由此宣告除了人以外的其它生物体一直所享有的天然生态自由被剥夺开始。为了生存，人到处去寻找和扩张其活动领地，致使天然生态系统所占据的范围逐渐缩小。当社会出现后，复合生态系统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样，可以简单地说，天然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人工生态系统的日益膨胀以及复合生态系统的全面形成直接就构成了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人工生态系统形成之初，人与其他物种相比其生存能力并不很强，在许多方面甚至还远弱于其他物种；人的劳动和创造能力也非常有限，其生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活动空间内的生物竞争和自然地理条件。随着活动空间的增大或缩减，生与死的可能性的增减大体也是均等的。在这一阶段，人似乎更是自然界的“奴隶”，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自然界钳制。这就造成那个时候的人集合起来自觉地生活于那些最能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具有边缘结构、闭合与尺度结构或者豁口与走廊结构特征的特定生态环境之中。因此，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在进化的早期，长期必须满足的生存需要以及低弱的活动能力和创造能力，使人更多地对自然与自然之物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依赖之情，在此暂将之称做人的“天然依恋情结”，直如刚出生的婴儿本能地对于母亲及其奶水的依恋一样。顾名思义，情结之所在，即需要之所在，利益之所在。由于生存需要而引起的生态需要因过度强烈而使人日益感到受自然环境条件束缚和压抑的深重，于是，独具意识和智慧的人，其深化劳动创造的渴望被极大地激发。在发展中，需要的满足与不满足绕着“人轴”轮转；需要到什么程度，人按一定程序发挥功能的水平也就极力提升到什么程度。历史由此也逐页翻新。

二、占有之心态——既得利益情结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不断重复出现的各种需要和人类个体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共同活动，是任何人类社会始终固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客观性和历史性。同生存权与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人权相对应，“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前文论及，人的生态需要所经历的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出于生存需要的生态需要。现在，当生存已基本有了保障之后，优化生存条件的新需要也就随之产生，这就是人的享受需要。以此为根源的人的生态需要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享受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和文化方面的。

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态需要呢？它与人的社会需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在笔者看来，人的生态需要主要包括：一定的生存土壤、适宜的气候、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洁净的水、天然的营养食物、免受“天灾”打击、热爱和理解自然、欣赏自然和生存环境、改造或创造出更优美的自然和生存环境等。它不同于人的社会需要，因为它在本源上不需要通过创造社会化环境的途径就直接可得到满足。粗略地讲，人的生态需要经历了一个从具有天然自求特征到成为被意识到了的生活目的的过程，前者与生存需要阶段相对应，后者与享受需要阶段以及将在下文论及的发展需要阶段相对应。在现代社会，由于旨在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活动负面作用的长期累积效应，人类“可享用的清洁水、清洁空气、宁静等等越来越少……为了使生态需要对象再回到消费范围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劳动”。这样，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加强，生态需要就越来越表现出社会需要的特点，越来越被纳入到社会经济性消费范畴，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化了的、与生态需要有关的需要，如自来水、氧吧、有机食品、城市园林绿地、人工生态景观、生态居住小区、生态农场、生态建筑、生态旅游等。由此可见，在现代，生态需要更多的要经过人为的生态规划和建设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一种生态需要的形式上的进化，是对实质性需要越来越处于不满足状态的一种人为抗争和能动性体现。简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生态需要更多地被异化为社会需要了。

我们看到，在复合生态系统中，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那样从大自然中全面而又无止境地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然而，正如有识之士们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任何物种索取自然财富的数量，都要受到各种生态规律的调节。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积量变质的过程，尽管质的飞跃之前的一些悄悄变化我们可能无法察觉或者即使有所察觉也常常是漫不经意。现在，大自然以它独特的语言——生态破坏的种种迹象，终于向人类发出了警告：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贫穷而是生态危机。不管愿意与否，人类的贪婪和短视正在为日益枯竭的资源和已灭绝了的物种名单所无情证实。

如果说以往的进化是以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维系为主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进化的先锋已变成了人的内省了的意识。对于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我们在深刻反省自身和自我检讨的同时，也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及其相应的种种后果。正如比利时生态学专家P?迪维诺所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是为了需要，而后也就成了习惯。人类在破坏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开始可能是无心的，但在某些利益的诱惑下也是无能为力地忽视了未来。”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对自己已占有的一切很难轻易割舍，因为这种占有不仅直接就是人自身需要的一种满足，而且还对于能否使人的各种需要（尤为突出的是享受需要）得到满足有着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的密切关系。我姑且把这种对已占有之物的难以割舍之情称之为“既得利益情结”，它无论是具体到个人，还是抽象到国家、民族、种族、部落、地区或组织等，都是现实而又客观地存在着的。依人的本性而言，需要只有膨胀的道理，没有主动放弃或缩减的道理。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小约翰.B·科布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类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为了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而进行不经意的屠杀和对动植物寄生地的破坏。”“既得利益情结”实可作为生态恶化状况有增无减的深刻渊源之一。

三、和谐之追求——回归自然情结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现代社会中最富有而又最“贫困”，追求“合理”目的而又极不合理，期待和平而又争战不休的自相矛盾的牺牲者不是其他，正是人类自身。人作为一种矛盾的存在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冰夫诗云：“久居闹市常有一种茫然，焦躁的灵魂渴求片刻轻柔，梦中听不到杜鹃的啼啾，城市人未必没有乡愁。”现代都市生活的喧嚣嘈杂已为许多人所深深感受并厌倦，而“既得利益情结”的潜在作用却又使他们无法从中挣脱出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乡愁只有在与对进步的希望的对应中才有意义”，可见，一定时代的回归情绪总是表征着该时代中具有自省意识的人的一定的进步需要，而不是意味着历史的倒退。人们在比较、书写和研读现今社会与以往历史的同时，越来越看清楚了现实中的自我，越来越渴望能够自我实现和获得幸福，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满足，这就构成了人的发展需要——一种最高层次、最高意义上的需要。

出于发展需要的生态需要，则是人的生态需要的最高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需要的数量必须合理，需要的种类也必须合理。否则，不同种类的需要将互相抵触，不必要的需要的满足可能会破坏了最必要的需要满足。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需要的总和并不等于人类整体的全部需要：只有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才能探讨每个人需要的合理性；只有满足了人类整体的需要，才能满足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合理且有益的需要，人类的创造智慧才能够充分有益地发挥。今天，人类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开始渗透到个人的需要中；同时，个人需要的满足也越来越多地受益于共同需要的满足。需要引导发展，发展反过来又为需要提供条件和可能。

那么，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处理现时代的生态问题呢？我想，最大的危险只在于来不及悬崖勒马；可以发现的问题总可以得到控制和解决。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也就指明了人类的幸福和理想生活必须扎根于自然界之中，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尤其是生态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之上。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既无“巧”可取，也没有便宜可占。在现时代，人类唯一正确的定位是要在发展中务求摆脱或弱化人类中心主义，时刻牢记要做自然的朋友，在实践中总要做到利用和保护自然并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只有“将人类走向与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才有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景”。当然，与前面所分析的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样，解决生态问题同样需要知行合一，尤其需要普遍的知行合一。

基于人类“重投娘胎”之需要所引发的“回归自然情结”，在发展中，就必须强调“人—社会—自然”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内部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和谐，追求的是方方面面的和谐，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等等。这种和谐发展要求人类在整个复合生态系统中遵循“合理生存原则”，而不是更好的生存；要求人类彻底消除短期行为，正视并追求长远利益……发展说到底只是为了更和谐地生存，而和谐地生存也必定是合理的生存。当然，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应当是分阶段、有步骤地来实施和进行的。例如，我们可以从追求局部或部分和谐→整体和谐→普遍和谐。只有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实现“地上天国”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印度和希腊三大文化的源头早已有较多的先哲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在莱布尼茨那里，已有“前定和谐”之说；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则有创建和谐社会的想法并作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实践。当代学者吴国盛甚至认为和谐生存是任何生命体的一种本能需要，“生存便需要与环境协调，这是一切生命在进化之中体悟和掌握到的真理。人类在开始创造他的文化之时，就已经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种生物的本能”。

总而言之，从诞生之初只懂得和忙于满足生存需要，产生对自然与自然之物难以割舍的“依恋情结”，到学会扩张、占有和享受，形成“既得利益情结”，再到追求自我实现、和谐幸福而回归自然、融入自然，人类通过自身能动性功能的发挥，实现了情结上的质的转变，这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生态世界的走向。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3]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JI·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M].张凡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作者简介：肖春茂(1973-)，男，上海青浦人，硕士研究生，图书编辑，主要从事法律文化、经济决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