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卫.莫利主要理论的简单研究

对大卫.莫利主要理论的简单研究

梁若琳

梁若琳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07级新闻班黑龙江绥化152000）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3-0000-01

大卫.莫利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也称作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师从斯图亚特.霍尔，并对霍尔的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下面介绍莫利的主要实验、理论和思想。

性别对家庭收视行为的影响

莫利认为，当时的学者们专注于研究收看电视的原因和结果，但缺乏对“收看电视意味着什么”以及“收看电视是怎么样进行的”等问题的研究。对此，莫利开始探究一个家庭里的个别成员之间的差异，研究在家庭这个相当有限的空间之内“如何”以及“为什么”收看电视。

以下是对这些结论进行了总结和简化以后的主要内容：

1.选择节目的权利和对电视的控制

在出现节目的冲突时，很多家庭的例子都表明，男性权利是最终的仲裁力量。遥控器通常是由家庭中的父亲角色把持。

2.看电视时的特点

男性和女性的收视方式十分不同，男性明确表示，希望专心致志地收看电视，不被打扰。女性则把看电视描述成一种基本的社交活动，包括边看边聊，经常边看边做至少一件家务。很多女性认为，只看电视不干家务是在浪费时间。这些独特的看电视的风格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在生物特性上的差别，而且也是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差别。

3.有计划和无计划的收看电视

男性参考节目预告来安排他们晚上看什么，而女性对于电视节目有一种可看可不看的态度，不会在乎漏掉一些节目（除非是他们喜欢的电视剧）。

4.与电视相关的谈话

女性们经常谈论一些电视节目，而男性则很少。男性只谈论体育节目和新闻节目，而女性谈论的话题则更多。即便她们看到的节目比男性少，或是看的漫不经心，她们也有更多的话题。

5.录像机的使用

莫利访问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主妇会使用录像机，他们都靠着丈夫或者孩子帮忙进行操作。不能很好地使用录像机的表现落入了女性传统上依赖男性帮助。

6.独自观看和负罪的快乐

很多女性认为她们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其他家庭成员不在的时候，可以享受最喜欢的电视剧。男性霸权把女性喜欢的肥皂剧视为品味低俗，她们很难在丈夫面前争取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而且她们认为如果看了那样的节目，她得到了快乐而家人不喜欢，她会有一种罪恶感。

7.节目类型的偏好

男性主要认同事实性节目，包括新闻、纪录片和实况直播的比赛。女性则表现出对虚构的节目有很强烈的兴趣。

8.全国性与地方性新闻节目

男性对于新闻节目的喜爱始终如一，而女性虽然对于新闻节目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内容有关他们的家庭，他们就会计划收看。比如他们所在的地区发生了犯罪，他们觉得不仅为了自己和丈夫，更为了孩子，也应该知道。但如果是全国新闻或是国际政治经济新闻，这些与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因此就不会收看。

最后，莫利得出了结论：对于这些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性别和年龄直接决定了家庭成员在家中的地位，影响着他们对于电视节目的选择权利。

民族志研究方法

在上面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莫利主要以民族志为取向进行研究。民族志研究是指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这种方式与文化中的人、事、时间、地点、物体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以一对一访谈的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构建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民族志的中心要素包括：

1.作者对事情的叙述很详细

2.作者叙述故事的时候就像一个说书者，是非正式的叙述

3.作者主要研究目标对象的文化事件及他们在所处团体中的行为

4.作者描述的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5.对过程详细叙述的同时带有分析的和解释

6.文章包含问题。

当然，对家庭收视行为的民族志研究只是莫利的一个初步尝试，真正将民族志研究运用起来的其实是在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莫利尽可能地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如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亚文化。莫利分析后指出，我们不能单用阶级地位和个人心理差异来解释图式中记录的不同反应和诠释。虽然人们对于某一特定讯息的诠释肯定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些个体差异很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是不同亚文化、社会－经济背景中的个体差异问题。

新科技的媒介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空间问题已经被宣判死亡了。然而莫利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类似于“电话接线中心”这种新型的、以电脑为基础的产业的出现：英国的接线中心经常设在印度，因为那里的工资低，人们又擅长说英语同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线中心设在北非。

莫利把个人化媒体放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家用电器的背景下，同电话、广播和电脑综合起来考虑，正如电视已经从家庭中走出来，被运用到各种公共空间，个人化媒体比如手机现在已经挪移了人们的家庭感受。包括随身听、ipod和手机在内的个人化移动媒体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让人们从公共空间中抽身出来，进入一种充满私人选择的声画氛围里，从而改变了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体现了当今的公共领域空间里充斥着一种以移动形式存在的聊天文化。

综上，新媒介科技的关键历史作用之一是改变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我们随时随地都是某种媒介的阅听人。在新媒介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本身成了一个完全的科技工艺品，当我们带着随身听和手机，漫步在公共空间时候，新科技的媒介化已经超出了家庭，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控制了公共领域。

总结

莫利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上的创新，更多的是对霍尔以及其他人的理论进行验证，以及各种观点的堆砌。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他的努力之下，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并为以后的研究构建了一种从科技与文化角度认识内在机制的方法。

参考文献：

[1]《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大卫莫利，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积极受众论》，金惠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3]《传媒，现代性和科技》，大卫莫利，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