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接受美学解读徐志摩

试用接受美学解读徐志摩

钟琼（东莞南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东莞511700）

摘要：徐志摩曾被当作反面人物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被忽略不计，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又被大众所喜爱和接受呢？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阐述。

关键词：徐志摩；接受美学；文艺美学

接受美学理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它认为传统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割断了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忽略了读者能动参与的能力和作用。在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关系中，读者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在接受美学理论中，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造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题。

徐志摩（1896~1931）是我国早年“新月诗派”的代表，他像雪莱、拜伦一样才华横溢而又不幸早夭，是一位在国内新诗界中影响较大争议较多的诗人。长期以来，他被当作反面人物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人们才以实事求是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冲破了研究徐志摩的禁区，发表了一些与此前相左的见解。

为什么徐志摩曾被当作反面人物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被忽略不计，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又被大众所喜爱和接受呢？这些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加以观照或许能给我们以某种启发。

周良沛在他的《〈徐志摩诗集〉编后》一文中说：“六十年的新诗史上，有的诗人在上面留下名，也留下诗，有的没有留下诗，却留下了名，有的留下诗，也留下一个望而生疑的名字，也可以说，名声不太好。……至于令人望而生疑的诗人，徐志摩恐怕是当中较突出的一个。……若是真的该倒而又久久不倒，其中定又不寻常的原因，说明他还有生命力。”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作家的历史地位要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制而成。因为存在文学视野中的文本也同时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由于读者的能动作用，它处于不断交替演化中，根本没有独立、绝对的文本。因此，文本具有动态的本质，经过读者阅读而成作品，其客观价值也是变化的。

对徐志摩这位短命的诗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难以盖棺定论。徐志摩的诗歌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全盘否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它的诗歌缺乏思想性，甚至有反动的思想存在。早在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在评价徐志摩时，仅仅说了一句“他终于在‘怀疑颓废’中睁开了眼睛，要看一看这‘劳苦社会’，总还是好的”。不久就遭到讨伐。在学术界中，无人敢为徐志摩做出更多的正面评价。

可以理解，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婆媳工具的时代，许多文学专著都是把它作为反动诗人来加以批判和鞭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往，有的评论家开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探讨他的作品，然而吃全盘否定的仍不少，如说：“徐志摩的是较之胡适的诗有更恶毒、更迷人的地方。恶毒在于他的思想，迷人在于他的艺术”。

姚斯曾经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相同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的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是文本从此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H·R·姚斯《接受美学与接收理论》）。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可观的，而是与读者的价值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参与介入，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

卞之琳在他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中说：“做人第一，做事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风尚，各人也有所偏好，不可能纯客观。”在卞看来，徐志摩的一些诗句“从上下文看来就还不能说是针对哪一种‘主义’，是不对的。因为联系起来看，徐志摩所攻击的主义是明显不过的。”自然，人们根据这两个例子来判断他是“反动诗人”，好像也不妥当，不全面，因为要弄清楚，是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而不理解呢，还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理论，他们都对文艺和文学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在某一个历史的时空，当一种理论甚嚣尘上，在思想意识领域居于支配地位时，它对文艺评价的影响无孔不入，但时过境迁，它影响的消弭又会是如此的迅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宛若昙花一现。所以当我们用一种更为远距离的、超脱的眼光观照文艺作品时，它的审美价值可能更具有持续力，而且当他们距离现实越远便越具有自由的张力。

文学的接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读者对作品的接收会表现出诸多的不同情况。当然在任何时代，同一历史背景之下，对某位作家和其作品的解读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同趣味、价值观和人生背景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接收情况可能会截然相反。

吴宓、鲁迅和徐志摩，他们三个是同一时代的三个大家，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吴宓对徐志摩时抱有好感的，但是，鲁迅则不太喜欢徐志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接受差异呢？这要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兴趣爱好及文学观等方面去考虑了。

在理论和理智上，吴宓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但其生性浪漫，在实际生活中，又是一个典型的浪漫派。从他一生中多种浪漫恋爱经历（虽然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看，吴宓的确是一个浪漫气质很重的人，所以吴宓对同样浪漫而多情的徐志摩有“惺惺惜惺惺”之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吴宓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不会喜欢徐志摩的这种形式的。但他的不满主要是基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过激主义。徐志摩虽深受欧诗影响，却能取中国古典之神韵，他的诗并没有全盘欧化，而是深得西诗精髓的基础上，同时汲取我国古典诗歌的长处，并把两者融合在一起的创造，所以并不会造成吴宓的反感。

一向不赞成白话的吴宓，为了纪念徐志摩的文章，竟然一反常规，于1936年3月为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写了名为《徐志摩与雪莱》的白话悼念长文，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它对徐志摩的友情和意气相投。

1924年，鲁迅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了三段打油诗，题目曰《我的失恋》。这首打油诗在当时被认为是公然嘲讽徐志摩的，并导致了语丝于新月两派的“对垒”。鲁迅之所以不喜欢徐志摩，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个人原因，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理解和感知。徐志摩当然是个才子，一身又充满着罗曼史，连他的死也是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当时也极罕见，有点罗曼蒂克。他的诗当时有很多人喜欢，现在也是。但他的诗歌题材大部分是爱情、风景，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是极少的。这与当时的苦难现实毫不相干，这种情调怎么能使心系民族命运、关怀民生疾苦的鲁迅爱起来？

记得诗人艾青曾在《文艺阵地》上写过一篇评论何其芳的文章，大意是说“无病呻吟”，“顾影自怜”，是“大观园中小主人的感情趣味”，与时代精神背驰。由此而领悟鲁迅之不爱徐志摩，并非单纯的对某种作品的爱憎，而是立足于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方向性和理性取舍。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更及于八十年代至今，从吴宓到鲁迅对徐志摩解读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个体因素的掺和，从不同的角度，并置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

一部作品是作者怀抱情思的承载物，但当它诞生之后，便也同时具有了某种独立的个性，徐志摩的诗受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熏染，其意象具有了新诗的某种特征，即涵义表达的模糊性，当然这种表达的模糊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作者自身思想的探索性和模糊性，主客观的因素都使得对徐志摩及其诗歌的评价将延续。

参考文献

[1]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2]H·R·姚斯著，周宁，金玉浦译.接受美学与接收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韩石山，伍渔.徐志摩评说八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