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研究综述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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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研究综述

黄亚英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作。该书因叙事详备、引书繁博、考辨精审、秉笔直书,为世人所叹服。在此拟从《要录》作者、内容与编纂体例、研究现状以及特点与不足等方面予以综合阐述。若有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关键词:《要录》李心传综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以下简称《要录》)是一部研究南宋高宗一朝史事的重要典籍。上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使北宋与南宋事得以承续,下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相辅相成,堪称“姊妹篇”。无论是该书内容,还是撰写者的史学造诣和品质,都为人称道不已。

一、《要录》作者

《要录》一书,为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李心传(公元1165-1243年),字微之,亦字伯微,世人称其为“秀岩先生”,四川隆州井研人。李心传出身于经史世家,其曾祖父“望重乡评”“学擅一家”,祖父“沂家传而可想”,而他的父李舜臣更是博古通今,于乾道二年举进士,后曾“主宗正寺簿,以文名”。李心传十四、五岁时,得以窃窥玉蝶,获剽名人卿大夫之议论,再加之南渡以后,各类史书及相关记载的不完备与有失偏颇等,使他萌发了撰史之志。但此时的他仍以科考求仕途。直到庆元元年举试不第,才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当时,宋代朝野尤其是官方十分注重修史,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宋史学的繁荣。

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丰富的史料以及个人所具备的卓越才识等,成就了李心传的撰史之路。既与李焘并称“二李”,又与其父及兄弟有“井研四李”之号。李心传所著成书有10余部,而今仅存《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和《丙子易学编》。其中,《要录》成就最高,是其代表作。

二、《要录》内容与编纂体例

《要录》记载了高宗朝(公元1127-1162年)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从今存《要录》来看,全书可分为三部分:①建炎元年春正月至建炎元年四月底,即1-4卷,主讲北宋王朝的覆灭。而之所以将这部分内容置于此处,是李心传依《资治通鉴》及累朝《实录》岁中改元例,又窃取《春秋》之义而为之[1];②建炎元年五月到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子高宗禅位于孝宗,即5-200卷,是该书的核心部分;③从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丁丑至年底,属于《中兴圣政》的内容,可忽略不计。

李心传用二百卷的篇幅、一百九十多万字,完成了对高宗朝所有史事的记载,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方针政策的制定,小至人物的出处等,皆囊括其中。而这都得益于对编年体的使用。其以年号、年、月、日为经,以事迹为纬,将多方面的事情并陈毕列,一目了然,繁而不杂。清孙原湘赞之曰:“较之李巽岩之《长编》,用心尤过之。”

三、《要录》研究现状

《要录》一出,就因其保存了高宗朝的详细史料而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曾矎、许奕等皆奏请乞付国史院。但因卷帙浩繁,遂流传不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智超议《要录》原名,方才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检索知网所载以《要录》为题的期刊,共有二十余篇,其中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综观专家学者的考究可知,关于《要录》的成书时间、原名、版本流传与引书取材等问题皆得到基本解决,而相关的延展研究还可进一步挖掘。在此,笔者简要述之,。

1.关于《要录》的基础研究

《要录》“约于宋宁宗庆元三年开始撰写,开禧元年秋冬之交成书。”[2]其引书取材共计500余种[1],并以“官方史书《高宗日历》构建主体框架,以私修史书《中兴小历》和中兴遗史作为完善这一框架的主要依傍,同时参阅了大量的官私史书、私家誌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等。”[1]其中,《要录》所引熊克《小历》,应当是今存《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百卷本)而非今本《中兴小历》(四十卷本)[3]。但因史籍记载有异,遂对其名有疑。以陈智超和以梁太济为代表的两方在该书到底是《高宗皇帝系年要录》还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争论不休,暂无定论,遂学界仍以《要录》称之。但“可基本确定的是李心传在奏进是书时所称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1]今存《要录》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在其问世直至《四库全书》成书期间,有多个版本在流传。目前,当属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坤点校本最优,其以文渊阁本为底本,并参校了文津阁本和广雅书局本,且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对注文详加区别并回改避忌及译名。但“仍算不上尽善尽美,如早期的钞本仍未利用。”

2.关于《要录》的延展研究

《要录》的编纂思想是由李心传的民族史观、民本思想和体裁思想等融合而成,但因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而不得不以“言事相兼,褒贬自现”的方式达到针砭时弊、警醒时人的目的。即便如此,李心传在对宗泽和岳飞这两位抗金大将个人事迹的记叙上,仍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无奈这二人因与高宗的利益和目标相背离,所以即使宗泽在整饬汴京、团结军队、反复乞回銮等行动中都表现出了赤胆忠心,仍旧无果[4];而岳飞最终也以“莫须有”之罪名被迫害致死。另外,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杨笛从校勘学和目录学的角度剖析了《要录》《会编》和《挥尘录》这三部分别代表官史、杂史和野史的著作的互补性和史料价值。而吴莉莉则以岳飞从军、治军及其与周边人物的关系等方面入手,以期还原真实的岳飞,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和继承“岳飞精神”。

在本书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本属穷乡僻壤的潮汕地区却较多载述于《要录》等全国性史籍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中心南移、人才产出、与秦桧的关系以及边寇祸乱频发等,而这正好可以补正当地文献。总的来说,目前对《要录》的研究成果较多,只是过于集中,也未曾有专著出现,遂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要录》的特点与不足

(一)《要录》的特点

1.专著信史,秉笔直书

李心传的好友许奕曾这样说道:“尝谓中兴一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记载……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据此可知,心传致力于写下一部“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的信史,而事实亦是如此。如:《要录》卷一“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太保、遂安庆源军节度使,进封康王。”注文曰:“《日历》:‘四年正月,封康王。’《会要》及熊克《中兴小历》并云四年三月封王,误也。盖三年冬进封,明年春乃出阁耳。今从汪藻所编《元符庚辰以来诏旨》。”既对各种材料进行对比,辨别正误,也指出了正文说法的出处,令人信服。

作为史家,李心传不妄言,不轻评,秉笔直书之。对于时人较为推崇、得朱熹为之作行状的张浚,李心传对其极力弹劾李纲之史实予以披露,亦直言张浚与汪伯彦、黄潜善之间的关系,如《要录》卷八:“俊素与宋齐愈厚,且潜善客也。”《要录》卷十九:“宰相张浚言,臣顷建炎之初,擢预郎曹,实出宰相黄潜善,枢密汪伯彦之荐。”该句直指张浚当初极力攻击李纲之缘由,也间接地体现了李心传的正直。

2.叙事详备,引书繁博

在正文的叙事上,多采用总分结构,以“初”“先是”等引之,备述本末。如:录入李纲所上“十议”之内容;对宗泽的事迹予以详述,等等。而且它的引书数量十分惊人,仅“第一卷引用的国史、日历、实录、专著、奏状、墓志、诏旨等达63种之多。”保存了大量今已亡佚的史料,“如《金太祖实录》、苗耀《神麓记》、钟邦直《旧账行程录》、陶悦《奉使录》、许采《陷燕记》、付雱《建炎通问录》、赵子砥《燕云录》、丁特起《孤臣泣血录》等”。清人李慈铭评其:“大抵每事皆博積众采,详覆日月,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

3.史家自注,考辨精审

史家自注,起于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李心传仿之,为《要录》作了大量注语,甚至与正文的字数相当。这不仅使得正文简洁明了、有本可依,还坚持了“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辩之,可疑者阙之”的取材原则,对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以往仅以补充史料为主的自注形式,更彰显了李心传深厚的史学功底。

在注文中,李心传对史料的运用和选择都是经过详细考订的,这样的例子在《要录》中随处可见,笔者在此略举一例述之。《要录》卷一“七年春,辽主禧略山后地,希尹遇之于归化州,以兵遮其归路,遣孛堇娄宿击而俘之”条下注:天祚被擒,指出《国史》、马扩《自叙》、汪藻《背盟录》、蔡絛《北征纪实》《元符诏旨》、童贯《贺表》和《亡辽录》等书皆误,所以都不取。由此可见李心传治史之严谨。值得注意的是,注文中不乏后人掺入者,通过对成书时间、语气、引书体例等所进行的分析可知,其中有《宋史》等13本书非作者所注。

(二)不足之处

《要录》是南宋史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值得学习和推崇。但因受时代和作者自身的局限,也有一定的不足。①编年体以时间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叙事的连续性,譬如对岳飞事的记载就绵延多卷;②许多被秦氏父子歪曲的历史未作改正,限制了对历史原貌的复现。如:与其他史书相比,该书关于岳飞两次北伐的记载就存在一定的问题。③李心传过分尊崇道学,甚至将其抬高到与国家安危相系的程度。在《要录》中,则体现为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如“红光满室”“受命中兴”以及处处为尊者讳等。另外还记载了一些神奇怪诞的事情。如记金主亮将在采石渡江前,曾率千骑渴西楚霸王祠。卜之不吉,亮怒,命烧祠庙等。对于这类荒诞之事,应弃之。

总的来说,《要录》是一部研究南宋高宗一朝史事的重要典籍。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李心传的史学底蕴与驾驭材料的能力等都令人叹服。我们应择其优,摒其弊,并适当扩展研究范围,以期从《要录》中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史料。

参考文献:

[1]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

[3]温志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熊克〈小历〉”及其相关问题》[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3

[4]沈冬梅,《宗泽及建炎初年形势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读书劄记》[J].《隋唐辽宋金元史》,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