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和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探讨胡适对词体的诸种体认如词乃诗之进化、词是白话文学、词是活文学、词近语言之自然等形成的主客原因及是非得失，进而分析其早年所着《国语文学史》和《词选》在词作取舍、词人褒贬、词史诠释方面的诸多偏见，肯定其重视词体研究的学术史贡献，又对其推崇自然反对模仿、推崇诗化反对诗词分畛、重情感意境反格律用典、重北宋轻宋末以後等词学观点在多半个世纪词学研究中产生的影响加以评价，同时也涉及其在“整理国故”学术思想下实证性词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国学研究
200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