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鲁家峰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机制Socialistsystemselfperfectionanddevelopmentintrinsicmechanism

LuJiafeng

Abstract:Guaranteesthereformandthesocialistsystemselfperfectionandthedevelopingprocessidentity,needstheintrospection,thecontentrenews,theprocessappliesthebrake,functionmechanismsandsoonvalueFanDao.Theselfintrospectionistakepracticesastheexaminationtruthonlystandard,taketerminated“bytheclassstruggleastheoutline”forthebasiccondition,takethesocialistsystemastheintrospectioncore,closelyexaminesthesocialistsystemunceasinglythesuperiority.Thecontentrenewsisbyknewthefundamentalrealitiesofthecountryforthestandpoint,takesummarizetheexperienceasthepointofgrowth,takesolvetheactualproblemasanobjectivepoint,explorestheChinesecharacteristicsocialismunceasinglythelawofdevelopment.Theprocessappliesthebrakeistaketheinitialstagebasiclineasamainaxle,stableandthesysteminnovationunifiesthesystem,unifiesthegoalfirmnessandthestrategygradation,enhancesthevalidityandthemaintenancevalidityunifies,guaranteesthereformthroughoutonthesocialismtracktheorderadvancement.Valuethedemonstrationguidesismaintainsthesystemtrust,thedevelopmentsocialismculturethroughtheconsolidatedsocialismfaithoptimizesthesystemecology,settingupsocialismideallyeagerlyanticipatesthesystemevolution,providesthelastingvaluesafeguardforthesocialistsystemconsummationandthedevelopment.

Keywords:SocialistsystemReform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1-0088-04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是改革的根本问题。为确保改革过程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同一，改革的领导者建立并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反省、内容更新、过程制动、价值范导等机制。邓小平设计了这些机制的基干，它们的完善却伴随着整个改革过程。

1.自我反省机制

自我反省是制度得以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前提。只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意识到制度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才会有压力推进制度变革。“文革”结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要求改变现状的情绪发酵，制度的反省机制建立起来了。一是确立标准。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又为制度评价提供了根本标准。二是创设条件。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从制度视角来理解，至少有三方面意义。其一，在问题归因上从人主要转向制度，明确制度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从而改变了社会观察的注意力；其二，避免了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使人们能够以建设的心态看待实际的制度缺陷，以相对宽容的心态看待合理的制度突破；其三，使人们摆脱了动辄成为阶级敌人、沦为专政对象的思想恐惧，为说真话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三是明确内容。不是囿于细枝末节，而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核心问题。［1］围绕着社会主义优越性，从价值、模式和方法三方面展开反省。

1.1价值追问。考察制度的好坏，“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价值，一是保障社会稳定团结，二是促进社会持续发展。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要保障整个社会的团结，“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3］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发挥。“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邓小平提出并不断丰富“有利于”标准，最终集成为“三个有利于”。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的，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从而强化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功能。

1.2模式反思。邓小平对以往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命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成长过程，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统一于动态的社会实践中。不是先确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然后再讲怎样建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怎样，要看我们干的怎样，政策对不对，干得好不好，优越性显不显得出来。李德顺认为：“是”和“如何是”统一这个思想，是20世纪最后一个重大的、最了不起的观念。［5］运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许多抽象无谓的争论，而且可以更彻底地摆脱传统模式的影响，理直气壮地进行改革创新；超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思维，大胆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自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1.3方法检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出不社会主义的本质。”［6］总结中国吃苦头的历史经验，“就是对外封闭，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7］通过方法检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逐渐有了答案——立足基本国情，不可超越历史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重视发挥科技和教育的作用；把保持稳定作为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等。反省不仅指向改革以前，也指向改革自身，贯穿于改革全过程。

2.内容更新机制

邓小平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8］立足实际、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有机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过程中不断实现制度的内容更新。

2.1以认识基本国情为立足点。基本国情是制度评价的根本依据，也是制度变革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塑造着当代中国制度的结构形态和过程形态。在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初级阶段，要特别防止不顾客观实际的价值偏执倾向，克服那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等，都是立足中国国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谋求中国发展而制定的。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坦言，如果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也会像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出于经验和信念反对中国的政府体制。但他承认，“鉴于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也鉴于中国长期经历的内战，以及随后毛进行的伟大试验造成无数人丧失生命，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符合需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是有益的。……应该听其自然发展，如果当真试图在政治上从外部加速这一进程，将不会有好结果。相反，这样做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9］当前，无论是进行制度评价还是提出制度变革主张，无论是制度实施时的决心还是制度适应中的心态，都必须立足于一个基本前提：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2以总结实践经验为增长点。搞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10］首先是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1］“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12］其次是通过实验探索总结新鲜经验。从一定意义说，整个改革都是一个试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集中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反映了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动了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它既为领导人、执行者和大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又使改革的政策选择可以根据改革的结果加以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减少了改革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并有助于应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13］再次是吸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改革中，我们既大胆借鉴了其它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14］，也将其它国家发展中的教训积淀为制度选择的智慧。

2.3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眼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问题。”［15］改革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创新机制，完善制度，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不是已经解决好了，完全弄清楚了。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些阶段性特征，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6］同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在增大。一方面，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露且无法回避；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既提出了制度创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契机。在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制度能力也在提高。随着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布局日趋合理，制度也更加完善。

3.过程制动机制

改革是一个以社会变革和有序发展为根本内容的历史过程，它要求党和政府能够同时实现“成功的变化”和“成功的保守”。邓小平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7］在他的指导下，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主轴的过程制动机制。

3.1把制度的稳定性和体制的创新性统一起来。庞德说：“所有法律思想都力图使有关对稳定性需要和对变化的需要方面这种相互冲突的要求协调起来。”［18］改革的时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协调难度更大。因为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基本法律制度的稳定，改革也意味着现行制度不够完善。关键是要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正确区分两种不稳定情况，“其一，是经常改变次要的法律，但不影响好端端的社会的继续存在；其二，是动摇制度的基础本身，攻击法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不稳定常使动乱和革命跟踪而来，而身受其害的国家则处于变动激烈和莫测的状态。”［19］中国的改革就是把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区别开来，在确保基本制度稳定的同时，一方面通过对附加在基本制度上非本质东西的剥离，逐步废除和改变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制，为改革提供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克服排异反应，增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能和兼容性。如，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都曾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相容的，改革后却作为要素被整合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中。相比之下，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彻底推倒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在传统的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出现了制度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滞与下降。

3.2把目标的坚定性和策略的渐进性结合起来。由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改革的路径选择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要求把握改革的节奏。一个力图通过改革而实现发展的大国，注定要经受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风云，在全球化背景下，要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过渡的平稳性，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结构。徐湘林指出，政治改革持续进行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和巩固执政者（党）的政治地位，为其增加政治资源和合法性；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现行政治体制必须具有相对的自我调整能力；执政者必须具有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新的知识，并能够认识和把握政治改革的成果。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同时满足了以上五个条件，因而能够顺利实施和持续进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的调节方式。［20］

3.3把提高有效性与维护合法性统一起来。曾峻指出：“单个制度或多个制度间的关系的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经济性（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和科学性（制度结构的完整性、对称性），而且取决于它或它们的合意性。”［21］就是要实现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统一。邓小平认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22］同时又强调，要始终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一切决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经济绩效不仅是一个国家自身纵向比较的结果，也是在经济全球化情境下横向比较的结果；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成为突出的时代课题；党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和认同范围，保持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表达了有效性与合法性相统一的要求。合法性的维护，需要始终注意处理好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处理好利益博弈与秩序维护的关系，处理好体制驱动与提高执政能力的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资源发展已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只有整个社会实现有效、全面、有力的体制驱动，社会资源总量的发展才会更为有序、持续、稳定。”［23］而体制驱动最重要的选择是执政党的领导结构和国家能力。因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能力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焦点期待。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成效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4.价值范导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不久，一位美国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告诫：“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旧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乌托邦目标因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而形式化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出现‘信仰危机’、理想主义荡然无存也就在所难免了。”［24］为了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几代领导人为建立价值范导机制作出了持续的努力。

4.1巩固社会主义信念以维护制度信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就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25］人们对制度的支持，不仅有利益方面的考量，也有对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更有对维护公正力量的信仰。非均衡发展战略之所以能获得社会支持，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为其提供了信任基础。因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决定政府调节利益差序的关键，共同富裕就有实现的可能。正是相信国家具有足够的善意和利益调控能力，从而相信部分先富是为了而且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部分先富”的改革才能得以启动，“两个大局”设想才得以付诸实施。如约而行的西部大开发，对维护社会信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市场化改革的偏差，却使人们对改革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如果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能根本扭转、社会公正不能得到及时维护、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改革发展的共识就会遭到破坏。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信念维护的意义。

4.2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优化制度生态。发展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可以为制度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一是为制度选择确定基本方向。在价值多元的情况下，“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26］二是为制度创新提供知识储备。没有政治知识的储备和制度的比较研究，就谈不上构建制度，而只能是既有制度的被动承受者。三是为开发制度功能提供有效工具。任何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知识要求，在运作过程中，制度本身也会随着环境而发生功能变化，从而产生制度的磨损、短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知识的发展为之提供发展动力和新的运作基础。四是为制度完善提供必要的问题意识。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建构的。已经构成社会问题之基础的客观事实，只有随着公众及其舆论对它的觉察以及态度倾向，才会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观念更新有利于及时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方向。五是有利于克服制度异化现象。制度异化就是制度的真实作用背离其制度精神。制度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间的相互联系和补充，还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的精神状况。［27］不被信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等于一张白纸，其作用也是大打折扣。

4.3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以引领制度进化。“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28］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理想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第一，解决社会主义的超验性与经验性问题，在解放思想中避免理想的虚化。历史上，将共产主义理想直接操作、运用于当下经验中，结果貌似公正平等的制度却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改革要克服这种方法上的迷误，但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仍可以作为一种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所产生的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关注和照顾、有由国家或政府适当地调节各种收入等、相当宽泛的社会理想和具体方法来理解，来提出、提倡和实行。所以，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个有利于”也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离开了社会主义价值的“实事求是”，只能导致狭隘的自发的实践。第二，解决先进性与广泛性问题，在市场大潮中避免中坚的倾颓。江泽民说：“坚持在全社会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且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丰富的创造力。”［29］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人们提出不同的道德理想要求，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强调先进性要求。通过先进性的凝聚引导和潜移默化，将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更高、更新的层次。第三，解决目标性与过程性问题，避免利益分化中的对决。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作为基本要求，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作为阶段性目标，这就在远大理想与现实工作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中介。它把价值的崇高性与现实的可行性、目标状态和过程状态有效地统一起来。相信通过真诚地实践，它将成功地转化成社会的普遍信仰，从而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价值引擎。参考文献

［1］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2页

［5］李德顺：《人类思维面临变革》，《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9］［德］赫尔穆特·施密特：《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1］《邓小平文选》笫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3］徐湘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

［1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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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宇.《中国的改革经验说明了什么——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经验》，www.bjdj.gov.cn，2006-05-18

［21］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3］王沪宁.《中国九十年代的战略选择：体制驱动》，《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24］［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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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版，第232页

［27］曹沛霖.《制度纵横谈》，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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