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没有终点

历史研究没有终点

刘宇

刘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

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9年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名义出版、内部发行，1984年正式由人民音乐出版，后又经历了1994版、2002版、2009版三次修订，自正式出版开始共计重印19次，在其出版及整个修订的历史时期在同类题材的著作中，是修订次数最多、重印次数最多、发行数量最多的（1984年的第一版，先后印了4次，共出书25,630册；1990年的“修订版”先后印了10次，共出书40,750册；2002年的“二次修订版”先后印了12次，共出书108,220册，三个版本共出书174,600册。）近现代音乐史读本。作为当代高校本科、甚至研究生音乐学专业系列教材，同时是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要著作，其雏形、面世、修订的过程又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间引发了长时间的“重写音乐史”的讨论，由于客观与主观方面的因素，使得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比研究不同版本，对音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经过研究，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重视对汪著1964版（即雏形本）的研究，给汪著以更为客观的评价。

汪著1964版的编写与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小组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未定稿（以下简称“中音史未定稿”）和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编写小组的《中国现代音乐史》未定稿处（以下简称“上音史未定稿”）在1958至1961年这一时间段，尤其是汪毓和先生亲自参与了“中音史未定稿”的编写工作，因此其对汪著写作的影响理应是比较多的，可以说这三个版本即是同时期的读本同时又是有直接关系的读本，因此通过对比可以分析1964版与同时代文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对1964版给予更客观的定位。

在音乐家评介上，这三本书中存在着“走革命道路的音乐家”——即“革命音乐家”与“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音乐家”之间鲜明的“鸿沟”。导致对一些音乐家的观点或作品未加深思便给予了负面性的评价，简单的将音乐家的观点定性为资产阶级观点，简单的用“革命”与“改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音乐家进行定位；不同之处是汪先生加入了对赵元任的评述，而这位音乐家在另两本“未定稿”中是被排除或忽略的，而且与“中音史未定稿”和“上音史未定稿”相比，汪著中受“左”的影响是较轻的，苛责音乐家的程度较轻，对音乐家的评论也是相对公正的，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整体的学术观点对汪毓和的著作是有着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的，1964版对“中音史未定稿”、“上音史未定稿”的主要观点的“继承与突破”也是一目了然的。64版在当时社会是相对成功的著作，左的痕迹也相对较少。

二、重视对汪著从面世至修订过程的分析。

1984版相对于1964版改变了对青主的“全盘西化”等一系列有失偏颇的评价，保留了对其艺术观点具有唯心注意色彩的认识。继续了对一些音乐家的片面评价，如对王光祈定下的“阶级调和论”的基调也未作改变。

1994版对王光祈、萧友梅、黎锦辉、刘天华、青主等人的评价，做了一些改动，删减了一些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评语，如删减了对刘天华的局限性与政治态度有关的评价。删除了对黄自部分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评价过低的评语，增加了黄自艺术歌曲对后来学院作曲家的影响。左翼部分在聂耳、冼星海的基础上，介绍了吕骥、贺绿汀的音乐创作。沦陷区、国统区音乐部分也增加了江文也、马思聪、谭小麟及一些外国音乐家的介绍。

2002版无论从观念上还是框架、内容上都是调整最剧烈、改动最大的一次修订，它是修订程度最深的版本。著作观念上，2002版做了全面的调整，左的痕迹已经基本淡化。在音乐家评述方面，增加了大量音乐家的生平介绍，吸纳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大部分音乐家的评价都做了重新定位，以更加历史的、客观的角度看待音乐家，更为客观地评价了音乐家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2009版体现地更多的是收缩性、协调性。在观念上的调整不大，更注重的是为兼具教材和史著的特点而进行的内容比例、章节比重以及整体条理性的改变。并且，2009版首次增加了大量的音响和图片资料，具有更高的教学实用性和作为历史著作的直观性，是一部真正的有音乐的音乐史著作。

总之，50年代末，受时代影响出现急躁冒进倾向，著作孕育时间是仓促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本著作从“大跃进”的产物变为新时代的崭新姿态，是经历着一步步的改变的。这部著作的修订过程，反映了90年代至今的音乐学界的思想变迁。政治氛围逐渐宽松以及历史著作、文章的不断涌现，加之“重写音乐史”的推动，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首先，自1990至2009年，是中国处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后期，改革已从经济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应该说，大环境为学术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更好的学术环境，为推动学术事业更健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历史材料的不断涌现，带来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史料的研究，不断出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为汪著的修订铺开了路。第三，“重写音乐史”的推动。“重写音乐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空前的大讨论，内容涉及音乐史中的人、事、曲等，从个案到整体，从学科建设到学术品格，方方面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论争。这场讨论，笔者认为是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整体学术意识的一次较为彻底的转变。尤其是，这场讨论以汪著为主要对象进而引发的对整个学科发展的思考，因此，它直接影响着汪著的前进以及整个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步伐。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汪著的修订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要素，为汪著指出了更明确的修订目标，促使汪著进一步完善。

在对汪毓和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初步研究的过程中，本人最大的感触是汪先生是在勇敢而谨慎地前进着的，当时的音乐史写作小组整体的观念都是有局限的而不只是汪毓和先生一个人的问题。历史的浪潮没有人能阻挡，正如当年汪毓和无法阻挡“左”的思想浪潮一样，今天的史学浪潮亦无法阻挡，而汪毓和先生勇于不断修正自己的心血之作，不断革新，是带着尊重历史、慎重历史的态度前行的，这无疑是史学家的最宝贵的精神。每个人生来就带着时代的烙印，而研究历史的过程往往是一代人除却烙印，打破局限的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说，带着时代烙印的历史学家已经写出的著作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历史。当我们在观看这些的历史著作时，体会的不正是那段“过时”历史的“过时”之处吗？真正的历史也许不仅是要求我们不断的修正以求客观、实事求是，而更重要的是在读史的时候能够体会到时代的发展，人的思想的转变，用更客观的主观来辨认历史，从而有所借鉴与收获。汪毓和先生给我们的“教材”，正是能够通过对比阅读，体会其雏形、出版、修订的过程，给我们一个流动的、修正的历史著作，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历史——这个没有终点只有永远的事业。历史的脚步还会继续向前，但是笔者相信，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定会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永恒记忆，因为它告诉人们历史思维扭转的艰辛，告诉人们历史经验教训的无比可贵以及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汪毓和

1964：《中国现代音乐史纲》[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984：《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

2009：《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音协、中国音乐研究所编

1959：《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第一至五编［Z］，北京（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