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税收在清末同文馆办学过程中的作用

海关税收在清末同文馆办学过程中的作用

苏肖

摘要：在清末同文馆办学过程中，海关税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文馆初创时，清朝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状况恶化，户部无法拨出专款来创设学校。在同文馆整个的历史发展上，都依靠海关税收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

关键词：海关税收；同文馆；办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11）02-0059-02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内又受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两个政治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在朝廷中以奕忻、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列强船坚炮利，主张引进西方的洋枪洋炮和某些科学技术以自强。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忻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1]洋务派官僚就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掀起了“洋务运动”。在文化教育方面，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其中就包括中国近代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同文馆又分设三地：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在同文馆办学过程中，海关税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费是办学的基本条件，同文馆的经费仰赖于海关。京师同文馆初创时，清朝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状况恶化，户部无法拨出专款来创设学校。而海关船钞（明清向内河商船所征的税，也称船舶吨位税）收入款项向来不必解送户部，专门供各海关修造浮桩、号船、塔表、望楼及一切办公之用。统辖海关的总理衙门认为从船钞收入中提取三成，于各海关办公不致有误。依靠船钞这稳定的税收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不仅开办时是如此，而且在同文馆整个的历史发展上，也都如此。1863年赫德就任海关总税务司以后，认真照此调拨，即使是因挪用船钞镇压太平军军费而引起各国外商争议，要求改变船钞管理方法的复杂情况下，供同文馆的三成船钞也未受影响，仍然得到有利保证。丁韪良在《同文馆记》回忆说：1869年赫德“要我主持馆务，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到：‘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给给灯油。’意思是说，校长的责任我可以担当，但是财政方面须得由他负责。赫德因我坚持此点，也就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间。未尝或渝。”[2]当丁韪良为印刷试卷及同文馆翻译著作，提议在馆内自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印刷所时，赫德便按他估计费用的三倍给了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成立后李鸿章请求皇帝批准在上海设立类似北京的外语学校。他要求指定上海海关监督担负起建立上海同文馆的责任，他说如果批准学校并指定以船舶吨位税的一部分支付薪金、伙食津贴和其它费用的话，他和海关监督将起草一个计划。1863年6月，上海同文馆择原县学地址开办，由上海海关监督管辖，经费取给于海关船钞收入。李鸿章草拟试办章程12条，称：“至馆中教习薪水及一切经费，每年约需银八千两之数。当此库款支拙，别无闲款可筹，唯有可仿照原奏，亦请于海关征收外国船钞项下，核实支销，以资需用。”[3]并列出上海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约需经费银数详细清单。“西教习一人，需银三千两；总教习一人，需银二百四十两；分教习四人需银四百八十两；通夷语董事二人，需银四百八十两；总董事一人，需银一百两；司事四人，需银二百两；童生四十人，需银一千三百二十两；看馆人一名，需钱二十四串；值帐房一名，需钱一十二串；值书房一名，需钱四十八串；厨房两名，需钱二十四串；茶房一名，需钱一十二串；更夫一名，需钱一十二串；每年火食油烛约共需钱二千串；每年奖赏及书籍纸张等项约共需银二百两。总共每年需银约八千两。”[4]1870年2月，上海同文馆（此时已改称广方言馆）从海关管辖改移机器制造局管辖后，“所有支发薪水及一切经费，仍照广方言馆向章，在于海关征收外国船钞项下核实支发。另款报销。”[5]

广东同文馆办学经费同样来源于海关船钞收入。1864年7月，两关总督毛鸿滨奏折汇报广州同文馆办理情形及章程。按照上谕“厚给廪饩”的指示，广州同文馆汉文教习束修每年480两，西洋教习每年1200两，提调一员每年薪水240两。另设有经理馆务的馆长2人，每人每年120两。汉文教习，馆长每日还给饮食钱120文。肆业生每日膏火银1钱。加上所需馆租、廪、薪工等项经费，每年约共需支银四千八百余两。而这些开支都“由臣毓清在于粤海关征收船钞项下，酌量提拔，移送支用……”[6]

由于有海关船钞的保证，同文馆的经费是充足的。初设同文馆时，便考虑到外国教习只图薪水。“外国人惟利是图，既令教习诸生，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羡之心。”[7]外国公使也以为必须重资聘请，方肯来教，因此除试办当年给英文教习包尔腾年薪300两外（以后又补足1000两），以后每年均给1000两。此后洋教习岁银1000两便成为定制。这在当时是非常优厚的薪俸待遇。汉教习则因考虑如教授有成可酌量奏请奖励，故薪水不再按照外国人标准，每月只给银12两。至于学生待遇，初办时以为三成船钞收入不敷支出，因此试办章程规定学生所给钱粮按照以前俄罗斯馆旧例，靠坐补八旗学生本旗学生甲缺来供给。至1865年12月，奕忻等看到“现计每年三成船钞足可敷用”，便量为变通，将学生所补甲缺裁还各旗。英馆学生以10名为定额。由海关三成船钞下每月拨给膏火银三两。后来又有所增加。此外，又规定无论岁考季考，考列前数名者酌定奖赏数目，以资鼓励。如学生遇有请假回家丁忧穿孝者，除准假百日外，并给盘费川资30至50两银。原先沿俄罗斯文馆旧例，助教及有官品的学生只给俸米。也正是由于三成船钞足可敷用，因此总理衙门主动奏请从1868年开始，将助教及各教习均给俸米，都折成银两，照数由船钞项下发给。同文馆经费充足，还体现在学生伙食待遇上。同文馆学生的伙食待遇很好，每顿饭六个人一桌，每桌用银六两。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没有大海碗，却添一个火锅。所有的各种羊肉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应有尽有。如果不愿意吃，还可以随便要菜。如果有熟人来可以留饭，仍是随便点菜，不仅饭钱不用出，连赏钱也不用给。[8]

正是由于海关船钞收入的有力支持，使得同文馆师生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安心教学；也使得同文馆能够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和添置教学设备，扩大同文馆规模，提高办学水平。据《同文馆提名录》所载，京师同文馆每逢月课等考试都专门拨有经费。月课例给花银32两，季考例给48两，岁试例给72两。夏季增汉文课，每月例给花红银8两。岁试季考则“酌量课业之进退而增减薪水”。同文馆还设有书阁、印书处、后来还建有星台以观察天文。这些建设经费皆仰赖海关船钞收入。海关税收在清末同文馆办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M].第44—48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2]毛尚书奏稿:卷十三[M].第1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3]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M].台北: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版,第229页

[4]广方言馆全案[M].第19—39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5]广方言馆全案[M].第19—39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6]毛尚书奏稿:卷十三[M].第1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M].第29—35页.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8]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M].台北: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版,第229页

作者简介：苏肖（1974-），女，河北赵县人，硕士，石家庄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河北石家庄邮编05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