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陶渊明的“功名观”

试析陶渊明的“功名观”

刘英姿

如果一提起“陶渊明”三个字，闲居、饮酒、赋诗、赏菊等概念就会自然地出现，从而，一本本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书中的结论──不好仕途，厌恶功名，归隐脱尘……随之起于脑海之中。从陶渊明问题专家到一般的文学史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阐释的。陶渊明对待“功名”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为什么要弃官归田？这一系列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颇有重议之必要。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现象充斥着官场，对陶渊明影响最强烈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陶渊明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也没有摆脱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的风气的影响。这固然是阶级出身、历史条件和社会地位制约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它的过程中，决不应当只视其面，无视其中，为树其名而不郑重地下一番苦功。

陶渊明慕前人之贤名是不可否认的，无视这一点，甚或歪曲美化之，都会使一个具有进步倾向但又显得很不协调的古代诗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对前代之“贤者”，如商后之伯夷、叔齐，秦后之邵平，西汉张挚、东汉扬仑等等，大加赞赏，并常将其自比。这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很不满，从而因自己这样的贤者不被重用而怀愤。那么，这与当时的功名观又怎能割裂开来呢？

于是，“贤者处世，天下有道则至，无道则隐”（萧统《陶渊明传》）的思想占据了他的灵魂。尽管如此，他也未完全与世隔绝，实际上无法也不可能不问世事，“归隐”的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不关心深隐于诗人心中的“功名”之道了。陶渊明虽然最终也归隐了，但他对政治也无时不关心。动乱的现实使他很痛苦、难过：“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这怎能说他再也不想参与政事了呢？在儒道之学成为正统观念的时代，这种思想又怎能与“功名”相背相绝呢？另一方面，归隐在封建社会文人心目中，是一种清高不混的道路，只有才高德重的人才避世于隐，因此，这也是一种贤名。正因为这种贤名的作用，不知有多少在官场上受排挤的人走上了这条路。然而，这种清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虚伪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走“终南捷径”，以求天子的注意，下“紫泥书”，受举展才，夺取功名。这样的例子相当多，其中自然包括许多进步的诗人在内。陶渊明当然也如此。他在《饮酒二十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转声悲。”这能仅仅理解成是对“栖栖失群鸟”的感叹吗？不是，这无疑是对自己独处村野，年老动荡，一生潦倒的感怀。如此解释，并非倾向于明黄文焕《陶诗析义》中的好象陶渊明的每首诗皆有托讽之说，而是这样的作品不能不使我们看到诗人内心一角。

当然，陶渊明思想中也有立志不群的成份。“纡辔诚可学，违口讵非述！”这是诗人内心矛盾的再现，是仕途之难给他的启示，“纡辔”二字中就可以看出他徘徊在夺取功名和归田取乐之间的足迹。“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饮酒二十首》之十二）西汉张挚，字长公，因不能取容当世而终身不仕。陶渊明的这首诗是在说，自己仕途艰难，无法被容，莫不如杜门辞世为佳。“悲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之二十六）。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处境哀叹不已，同时是把自己喻为未被人注意的东汉文士张仲蔚，表现了对唯独知悉仲蔚的刘龚的不在的苦痛。这决非他的偶而伤怀，在他的诗里经常可以读到这种味道。陶渊明在《拟古九首》中，对古贤歌颂之后，如对伯牙因钟子期死后而绝抚琴的歌颂之后，叹道：“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同样可以证明他的归隐是被政事之纷乱所迫，决非因讨厌功名而走此路。“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提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言问所津。若复不快饮，恐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饮酒》）在这里，陶渊明写出了心中之语。对孔子的忆述，对秦始皇焚书的骂语，实则就是对当世之朝政的斥责；对“诸老翁”──伏生等人的追慕，是以其自比。据史载，伏生等儒生为避暴秦而隐于山泽之中，汉初出来时，已近八九十岁了，为恢复礼乐，开始讲授《六经》，传播儒学。既如此，可见陶渊明辞官隐居之志了。以长沮等人自比，叹无前来问津的孔子之徒，不同样都是感到隐居荒野，怀才不遇吗？毫无疑问，这都是他的心中之语，否则，他就不会在诗末托言醉人以自饰了。

有人认为，诗人言自己怀才不遇，是在伤感自己胸中大志无法实现，他的大志实际上是要为国出力，为民效劳。我不完全反对这一点，但是，如果仅仅做如是解，而无视功名在他的意识中的必然性，那么，岂不主观地抬高了古人的思想境界，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的借古抒怀之作，他用这样的诗句结束了这一组作品：“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诗首先指出了任人唯贤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然后追述了舜因共工与鲧二臣不贤而流之。接着指出，齐桓公临死时饥渴无人过问；天下大乱，是因为他不听管仲之言，任人不当所致。这不仅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之地并未脱尘，而且是时刻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同时还雄辩的说明，诗人认为今日晋室篡弑之局，是因为贤者不遇。“贤者”里面能抛出诗人于外吗？

陶渊明被认为是一个鄙弃功名的大家，实有些不当。他在《命子》诗中对陶家先辈的“攀龙”备加渲染，从而叹吁自己的时运不佳、只宜隐没和“历史重光”的下衰。他诚恳地希望下一代光宗耀祖，象孔子后人继承孔子功德那样继承祖宗之业。因此，他对儿子叹道：“尔之不才，亦已焉哉！”除此之外，例如“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之类的观念也在他的思想中存在，在他的诗中难免有所流露。他从自己辞官后的贫困无功而想到古人因为同样的缘故而终生潦倒的情景，最后想到儿女，下一代的未来使他受到了忧虑的折磨，这无疑是对待“名利”的真实态度。

从《五柳先生传》看，“五柳先生”倒是一个厌恶功名的人。陶渊明所以赞扬“五柳先生”，这与传统的“清高”概念分不开。但是，“五柳先生”是否就是陶渊明自己呢？许多古今之研究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自传。尽管这种研究列举了大量的考证，但并不能使人满意。据梁武帝长子萧统的《陶渊明传》来看，《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少年时期的作品，倘若据王瑶的考证，则是陶渊明二十八岁时的作品。看来，后者更恰当一些。但是，包括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五柳先生”即陶渊明这一说法。我认为此说甚可一议。倘青年时期的诗人就如此“不慕荣利”，那么，他的出仕生活就不太好解释了。“五柳先生”的贫困（“环堵萧然，不敝风日；短褐守结，箪瓢屡空”）之况，与诗人自己的家世也难以合说。诗人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之类的官，根本不至于那样贫困。《五柳先生传》还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怎能是青年时期陶渊明所写的自传呢？须知，他少年时就“任高自得”（萧统）。另外，从他归田后的作品和这篇《五柳先生传》相比较，就会发现，青年时期的陶渊明不会象“五柳先生”那样，何况他出身在那个社会时代的那样的家庭了！他在《自祭文》中说的“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是根据他的一生所得到的启示。他少年时并不是一个鄙弃功名的人，而是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心怀大志，并为实现大志而积极行事。他在后来的诗里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等，都是后人尤其是研究者所熟知的。其青少年时的志向可见矣。

我们有不少研究者，一谈到封建社会进步作家对待“功名”的态度时，就冠以“鄙弃功名”，否则，就好象他们不是进步的，不值得称之伟大了。难道个人对功名的态度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没有密切的关系吗？难到他们是进步的作家就必然鄙弃功名吗？难到这个“鄙弃功名”是我们肯定他们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吗？

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难免有他（它）的局限性。指出这些局限是一种求实精神，而不是妥协和屈服于历史，不是故意降低他们的成就，更不是把他结归于历史上的残渣里。在等级制度严明的封建社会中，那些胸怀大志，富有理想的出身于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特点就是靠自己的知识获得功名。如果他们视功名如草芥，那么，将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呢？难到他们会象陈胜，吴广和李自成等那样去造反吗？不会，他们只有走夺取功名的道路，然后利用功名地位，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力量，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提出自己的开明主张。毫无疑问，他们的这些政治观，是建立在封建思想的“济世”观之基础上的，而此基础却和名利思想浑然一体，互倚互补。因此，限于历史条件、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这些封建社会作家不可能有明确的否定名利的观点。“功名”在他们的作品中虽不是普遍的主题，却是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所以长久地传了下来，并不一定都是因为作品的主题先进的原因，常常是由于作家通过作品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性的缘故。古代不少作家的成就都在于此。

由此可知：在封建社会尚未接近末期之前，出身于中下层的文人，在自己的主观上无法也无力鄙弃功名，更不可能在思想中从根本上不虑功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即在对待“功名”的手段和途径上，他们要比那些不现实甚至反现实者光明正大得多。那些粉饰现实、吟风弄月甚至宫体诗人那样的灵魂不纯者的一切言行虽也是为了夺取功名，但他们采用的手段却是低下的出卖灵魂的。而进步的心怀大志的对事刚直不阿的诗人，其夺取功名的目的有其为国为民效力的一面，在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身上，这一点尤其明显。以上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至于它是否正确，可以让我们在批评和辩论中来探求。只有批评和辩论，才会使学术研究自浅而深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