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华氏家族的营商思想之路——从盐业、酒房到文通书局看其经营思想

浅析华氏家族的营商思想之路——从盐业、酒房到文通书局看其经营思想

曹剑甫

关键词：盐业；酒房；文通书局；营商思想、理念

一、从盐业起家看其儒商情怀

近代贵州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贵阳华氏家族，其先祖原为江西临川之江右望族，在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而迁至黔省遵义。至且耕且读的华联辉一代，1862年举家从遵义迁到贵阳，经营盐业，十来年间就积累白银数万两，常赈济乡邻；从而成为贵阳华氏家族第一代开创者。

“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盐具有重要的意义。贵州缺盐，过去食用四川的盐，贫困的农家往往用线吊起一块拳头大的盐块，吃饭时把这块盐很快地往辣椒水中一蘸，就算用盐调过味了。如果有人把盐块在蘸水中多放了一会，就会被骂斥：“你打死盐巴客了吧！”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感于川盐运销的弊病，锐意改变川盐奸商暴利，贪官?o;在华氏家族的兴起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华联辉实行新法后，一扫积习，充分显示出了其治世之才。华联辉虽有万贯家财，但仍不失儒家本色，他认为“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间；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庶几吾儒性善之旨”（《清华联辉墓志铭》）。朝廷以其功劳而以知府擢用，但他功成不居，辞不应命，意欲在黔创设书院作育人才。对传播儒学，华联辉身体力行，曾出资刊刻《六事箴言》及《菜根谈》等图书赠送亲友乡邻。每次出门，他总是挑载图书，遇上识字之人，随即赠送。“因赠送既多，感到刊刻不便，闻上海活字印刷称便，特选派一乡一人前往学艺，不意所派非人，图个人私利，舍印刷而学修理钟表，竟不返黔。”（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由此可以看出，贵阳华氏家族在开创家族产业时的营商理念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儒商情怀；这与唯利是图的旧社会奸商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情怀也为随后华氏家族展开更深层次“振兴实业、投资文教、以济民生”的抱负，为贵州的近代化发展作出先锋表率作用打下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前骤。

二、从经营酒房创立“品牌”看其近代商业眼光

由此可以看出，贵阳华氏家族在开创家族产业时的营商理念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儒商情怀；这与唯利是图的旧社会奸商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情怀也为随后华氏家族展开更深层次“振兴实业、投资文教、以济民生”的抱负，为贵州的近代化发展作出先锋表率作用打下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前骤。

二、从经营酒房创立“品牌”看其近代商业眼光

“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清代著名诗人郑珍的诗句让我们知道，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贵州茅台已是人们公认的名酒。华联辉创办酿造“茅台”酒的“成义酒房”时，正值1854年贵州黄、白号武装起义的农民战争之后，这次战争遍及全省，延时10多年，茅台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基本上被毁掉了，茅酒的生产也中断。但华联辉待其长辈甚孝，据华问渠在世时口述的资料记载，当时华联辉的祖母彭氏在一次闲谈中，回忆起年轻时曾喝过茅台的酒，觉得味道很好，很想再尝尝这种酒，就令华联辉前去采购。华联辉到茅台，买下已夷为平地的酿酒作坊，找到旧时的酒师，在原址上建起作坊试行酿制。酿出的酒经彭氏品尝，确定这正是她年轻时喝过的酒，于是中断多年的茅酒生产就这样恢复了。最初大约10年间华氏的酒仅供家庭饮用和馈赠、款待亲友。谁知亲友们交口称赞，纷纷要求按价退让，求酒者接踵而至，具有敏锐商业头脑，善于捕捉商机的华联辉立即决定将酒房扩建，正式对外营业，并将酒房定为“成义酒房”，酒名定为“回沙茅酒”。但但善于捕捉商机还不能说明华联辉具有近代化的营商理念，但在清末民初之际，能够把“茅台”品牌做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进行国际的品牌“营销”，其先进的营商思想不仅在近代的贵州，就是在近代中国也算是名列前茅的。据《贵阳文史》等资料记载，传说中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因“一掷”而“酒香四溢”一举摘取金奖成为酒中之冠的，正是当时华家“成义酒房”的茅台老窖。而正是这一展览、“营销”，创立了从那时至今“茅台”的国酒地位，从如过江之鲫的国内各种“老字号”、悠久名牌酒中脱颖而出，如果不是华氏的近代商业眼光有先见之明的活，“茅台”很可能至今只是中国国内众多名酒中的一员，而不能达到酒中至尊——“国酒”的地位。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华氏祖孙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三代秉承近代化的商业理念，不断的对“茅台”酒进行现代商业包装，将原先的陶罐装改成陶质筒形瓶装，成为茅酒的特有瓶形。还在商标中附印文字说明，打出在巴拿马获得世界名酒荣誉的字样和引用郑珍“酒冠黔人国”的诗句。一时“茅台”酒声誉鹊起，成为华氏产业赚钱的金钵钵。

1937年抗战后，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枢纽，被誉为“东方的日内瓦”，社会对“茅台”酒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于是华氏的“茅台”酒不但进一步扩展了国内、国际知名度，更成了华氏家族民族工商产业的“摇钱树”。这为华氏家族实施“投资文教，惠及桑梓，以济民生”营商理念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柱的作用。

三、从华氏投资文通书局及文教实业等看其营商理念的灵魂

贵阳华氏家族，兴盐业、建酒房，创办“文通书局”等文教产业，清末民初时人称“华百万”。有人统计，华家投资办厂，捐银赈济，捐资助学，助饱以及被当时的政府和军队索要和借用的款项合计超过二三百万两，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当在亿元以上，可称之为当时贵州省最富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华家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的经营。华家以经营盐业起家，兼营酒业，积累了上百万的资本。华家既然这样有钱，但却并不乱花钱。例如，华之鸿就自奉俭朴，烟赌不沾，对饮食也不讲究，他曾说：“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善自选择”，有人评价说：“华家的祖孙三代，虽处丰裕，而寒素家风，自安淡泊，于时俗声色玩好皆一无所染”。

华氏家族第二代华之鸿开办“文通书局”时的贵州状况是：贵州地瘠民贫，交通阻塞。贵阳籍学者、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张朋园在其《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以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在清末民初，云贵一地因为教育的落后，识字率仅有百分之六七，远落后于全国，而贵州又逊于云南。张朋园又指出，军阀割剧时期的云贵，政府于教育事业着力甚少。因此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要在贵州兴办文教实业，必然困难，如果以纯发财致富、赚大钱的营商理念去经营实业，华氏家族大可不必在贵州做“投资文教”这种费力而又赢利前途迷茫的事情。但是华氏家族从其创业第一代华联辉时就有浓厚的“言商仍向儒、化民成俗、投资文教，惠及桑梓”的营商思想情怀。所以至华联辉之子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盐商家业更是发达，并广泛投资制酒、造纸等实业，巨富更甚，以致贵阳有“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之说。

从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的经历看，其超越前贤的境界在于，作为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企业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追求之意义所在，体现出一种迥异时人的自觉性。“较之于明清时期的儒商伦理，近代士商伦理继承了其中重视德行和教化，强调服务社会和乡里的传统，但更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兴学育才”[1]。华之鸿显然是贵州近代先进士商的代表，1905年和1907年，他先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和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培养有用人才和中小学堂师资。除投资办学校培养人才外，华氏进一步意识到启迪黔人、兴办教育“端赖书籍传播新知识”[2]，“以促进贵州学术，提高西南文化”。遂把主要精力和钱财，花费在创办一所规模较大、具有先进机器技术设备的书局上，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名曰“贵阳文通书局”。他在书局青年学生培训班发表训词说：贵州贫困之原因，“未始不由工业颓废，坐失利权”，“忧时之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济民生”，“自民国成立而后，社会主义（此处指兴办实业以济民生）逐渐萌芽，营业生利尤为应时之必要”。而中国传统狃于儒生陋见，以工为“贱业”，“使秀颖之才相约不入此途”，这与时代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学生敬业于此，“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这种思想，顺应了近代社会变革中士大夫由鄙视生产转而重视治生，由坐而论道转而实业救国，由高蹈言虚转而沉潜务实的时代潮流。华之鸿明言自己创办文通之目的，即在于“力矫时弊，造就诸生期于有用，以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借以提供文明，转移风化”。他以总经理名义在《贵州公报》上刊登广告招揽生意，开首即说：“本局为促进文明，开通风气起见……”华家第三代传人华问渠在《文通书局略历》中说华之鸿创办文通的缘由，乃在于“生于叔季，蒿目时艰。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贾倡导教育之余，发流布学术之愿。”华问渠在写于1964年的遗稿《贵阳文通书局概述》（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2年）中，追述其父创办文通的初衷在于，“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贵州之工业、文化之发展，是一件双美并具的好事情[3]。华家“以启迪文化为宗旨，但认定有益地方，锐意进行，盈绌在所不计”，于文通“总计耗资约白银20万两左右”；永丰纸厂“耗资大洋60余万银元以上”，可谓耗尽家财。而其自身，则世代清风，廉洁持家。

华之鸿还积极兴学校和举办公益事业：清朝末年，欧风东渐，有识之士意识到，科教不发达会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主张“教育救国”。华家最先接受新思潮的熏陶，在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05年起，华之鸿积极捐资，参与创办多所学校。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极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贵州公学分校、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等等。华问渠也出资参与兴办了私立毅成中学。贵州省公立中学堂校舍（即现在的贵阳一中）修建时，华之鸿“亲往督工、晨出暮归，无间寒暑，逾年校舍落成。崇宏壮丽、为全省冠。”而且，华之鸿还担任省公立中学堂和宪群学堂监督（校长）多年，直接参与办学。这些学校使成千上万的学子受益，不少人成为贵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坚力量。1924年、1925年，贵阳遭灾，街头饿殍遍地，华之鸿出资开办粥厂，发米条子，贫苦灾民可以排队打稀饭，凭米条子领米，华家的善举至今贵阳老年人仍然记得。不当用者，华之鸿分文不乱花，凡对社会有益之事，虽千金万金不足惜。

1931年华问渠继承父志，管理华家一切产业。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的入侵，出现了全国知识分子向西南群体性大迁移的狂潮；伴随而来的许多出版单位迁来西南，给偏居一隅的文通书局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也使西南一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感应时势，在战火之中呈现出勃勃生气。继承父业的华问渠在许多专家、学者、作家、教授云集贵阳之际，迅速设立新的机构——编辑所，使文通成为集编辑、出版社、发行为一体的完整出版体系。

文通编辑所领导都是特聘颇有声望的学者名流担任，如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历史学家顾颉刚、历史学家白寿彝，著名诗人臧克家。又聘请了竺可桢、茅以升、冯友兰、张奚若、王伯群、任可澄等112位专家、教授、名流为编审委员，产生了强烈的名人效应。

在这一时期，文通出版各类图书400多种，发行遍及全国。同时，又争得国定中小学课本的印刷发行权，从而跻身全国七家大书局之列。文通的分局在遵义、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苏州、上海等地先后设立。编印的茅盾《近代短篇小说选》、穆木天译《巴尔扎克全集》、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朱厚焜译《文苑外史》等书畅销全国。

据叶再生统计，抗战八年中贵州出书的比例占了整个民国３８年的３２．７％。“抗日战争促进了原来出版业相当落后的边远省份贵州省出版业的大发展……从复制方式看，因有着文通书局的关系，战时贵州已进入现代化印刷的阶段。”[4]它促使西南地区文化事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文通书局在此时已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但在贵州出版界独领风骚，而且已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中的佼佼者。

从以上描述可以挖掘出华氏家族的营商理念核心、灵魂。而了解到“华家的银子”（钱财）在整个华氏家族的营商理念中只不过是创办“文教实业”的经济基础和赖以经营的保证。而营商理念的灵魂、目的是：提高贵州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准，从而降低贵州与全国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使得贵州人民的认知能与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水平同步，从而了解到经营商业是物质财富提高的唯一途径，从而促使贵州人民行动起来振兴工商，推动贵州的经济发展来“以济民生”。而在贵州人民没有醒悟之前，只有率一己之力，倡明文教，投资文教，为了达到“惠及桑梓、以济民生”理念的实现，华家宁可耗尽家财也不退却、不放弃。

四、综述华氏家族的营商思想之路

华氏家族三代，以盐业起家致富，兼营酒业，富甲西南喜行善，以投资文教实业获得佳名，华氏家族民族工商业旗舰“文通书局”名列民国时期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名闻全国。以盐业致富阶段，说明了华家第一代创业者浓厚的封建经济特点，虽然摆脱不了封建经济思想的桎梏，但华联辉的儒商情怀，导致其经营商业目的不是为了“利”而“利”，而是为了“化民成俗，惠及桑梓，以济民生”。所以在新思潮、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时人中的有识之士提倡“教育立国，学习西方”；具有赈济民生儒商情怀且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眼光的华氏家族就率先引入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器创办了文通书局，这是近代工业在贵州的标志，也是近代文化企业在贵州的嚆矢。把财富用在投资文教方面并且使用先进的生产力，既秉承了华氏创业者先前“累积财富，以济民生”的理念，又进一步的提升了利用“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寓意的“文通书局”传播文化知识的效率；这样才能更容易的实现贵州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进尔整体提高贵州人民倡扬工商的意愿和进行实际工商业的行动，来总体上提高黔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华氏三代，始终如一对“惠及桑梓，以济民生”理念的追求，对“利”有所求，但更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渴望达到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则是发之内心的力量。华氏家族由主营盐业、酒业转向以经营“文通书局”等文化产业为主，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历史轨迹。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时事多么维坚，华家投资文教产业、并对其经营的决心丝毫不动摇，可以看出一个以“惠及桑梓，以济民生”为主要理念的家族的崇高思想情怀。从以上华氏三代经营实业的轻重缓急的转化，可以总体提炼出华氏的营商思想、理念为“累积财富，言商仍向儒、化民成俗、投资文教，惠及桑梓，创立品牌、振兴实业、以济民生”。它代表了华氏家族三代通过不断地把中国传统儒商的济世情怀思想与西风东渐下的西方商业思想的融合。华氏家族不愧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实业救国与文化救国的卓越代表。

参考文献：

[1]章开源，华怀仁.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76.

[2]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概况[C]//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30.

[3]何长凤编著.贵阳文通书局[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224.

[4]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