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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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张朝军

关键词:湘军湘军领导层经世之学兵制战略战术求才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后,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强大政权。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获取全国政权的日子似乎是屈指可数、行将不远了。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殊死较量,太平军终于被一支崛起于湖湘的“民兵”——湘军扑灭了。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军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现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一、以“名教”对抗“拜上帝教”

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乱世,面对时弊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用世愿望。当时湖南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所以他们向故纸堆中找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这无形中更强化了他们的卫道意识,使他们益发有忠君报国的意识和卫道护统的自觉。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宗教迷信发起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洋教——拜上帝教。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不拜邪神;除了阎罗妖,天下一家,尽是兄弟姐妹等。这个教义因其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有汉阳马生公然与“讲道理”的太平军头目激辩,结果当场丧命。

除了宗教信仰外,太平天国因其文化政策极其专制,也同样引起儒生的愤恨。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把供奉孔子的读书育人之所改为马厩和屠宰场,表明太平军对孔子的蔑视和厌恶,如果说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反对偶像的做法,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恨屋及乌,把诸子百家书籍视作“妖书”而采取焚书的政策,就不可理喻了。

二、束伍练技,讲求兵制

曾国藩认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毫无抵抗能力,问题主要在其军事制度上:首先,兵权分散,指挥不灵;其次,薪饷过低,训练废弛;再次,官气太重,应战能力不足;调遣方法不当,导致军心涣散,败不相救。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曾国藩十分注重湘军的军事制度建设。他效仿明朝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练技”成法,为湘军量身定制了一套军事制度。

(一)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

(二)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几部分。应该说这种编制比清军更合理。

(三)训练制度。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

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1](P1247-1248)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四)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

以上不难看出,湘军兵制是曾国藩针对清军兵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以及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它能够使湘军在内战中越战越勇,以偏师最终成为劲旅。

三、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谋略,而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对战争的成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太平军组织严密、作战勇猛、水陆并举、号称百万,又建都南京、在长江中下游据城自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作了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除了战略合宜外,湘军领导层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的战术。

(一)临事不惧,好谋而成。这是曾国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曾国藩一生不仅谨慎行事,而且善于探究事物的规律,他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而审势“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功夫。”这里强调的“切实工夫”就是整个部队的综合素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高低。而将士又是决定部队综合素质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的燎原之火,维护了风雨飘摇的清廷统治。

(二)以歼敌为上。针对太平军兵力占优又能攻善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不攻坚,不念战,以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湘军领导层不仅战术打法多种多样,而且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很强,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战术。曾国藩说:“窃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2](P6501)因为他们的战术素养较高,用兵又不拘成法,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因而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逐步确定优势,最终取得胜利。

四、善于求才与育人

湘军领导层衡量人才的标准为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曾国藩说:“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如水,德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湘军领导层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3](P105)所以他们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

至于学习方法,曾国藩认为不外“学”和“问”两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4](P6485)总之,只有勤学多问,才能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水平。曾国藩对其幕僚的敬重和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可见,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一时之功,扑灭太平军,与其领导层的网罗人才、培育人才分不开。

湘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饱受非议和排挤,要将这么一支处境不佳、处于困顿之中的偏师培养成一支“能成殄寇之奇功”[4](P308)的劲旅,湘军领导层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上仅是其荦荦大者,但足以看出湘军领导层对湘军的崛起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难怪现代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会惊奇地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兵以立功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5](P1)青年的毛泽东也钦佩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6](P85)

参考文献:

[1]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Z],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Z],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

[4]薛福成.《薛福成选集》[Z].上海:上海人发民出版社,1987.

[5]罗尔纲.《湘军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