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学校仪式的发展历程——以东京大学毕业式为例

明治时期日本学校仪式的发展历程——以东京大学毕业式为例

李坤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300071

【摘要】近代学校建立后，近代学校仪式也开始随之出现，毕业式便是其中之一。东京大学是日本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东京大学毕业式也是军学校以外日本最早的学校毕业式。本文以明治时代东京大学毕业式作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活动史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实证地考察了当时日本学校仪式的发展历程。明治时代东京大学毕业式所经历的“学校教育仪式—区域庆典仪式—皇国教化仪式”的发展历程，体现的正是近代日本教育从明治初期“近代化”走向明治中后期“皇国化”的历史进程。而对于这种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应从两方面加以考量，既批判毕业式中的天皇制因素，同时借鉴其中至今仍对日本校园文化产生有益作用的部分。

关键词：东京大学；毕业式；高等教育；皇国仪式

一 引言

目前国内对于近代日本学校仪式的研究，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半路出家”，即仅考察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天皇制仪式，而不去考察其“前史”；二是避实就虚，即仅将目光聚焦于仪式中天皇制的象征符号，而遗漏了很多与仪式本身相关的细节。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选择了东京大学毕业式这一“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把视线拉回至日本近代高等教育成立之初，将东京大学毕业式置于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并通过它来透视明治时期日本学校仪式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教育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高等教育的起步与东京大学毕业式的诞生

1877年4月12日，太政官发表了第二号布告，令“文部省所辖东京开成学校及东京医学校进行合并，改称为东京大学”，据此东京大学于同日正式成立，这是日本近代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标志着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起步。东京大学创立后，同年12月19日，法理文三学部举行了第一回毕业式，为三名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

毕业式的流程极为简洁朴素，校史记载如下：“首先滨尾综理补起立报告本学部沿革史及前学年度学事等，接着加藤综理为各位毕业生授予证书，最后加藤综理、文学部讲师中村正直及学监莫鲁雷分别进行了演说，仪式到此结束，式后举办了祝宴。”简而言之，本次毕业式共有三个环节，分别是学事报告、证书授予以及教师和嘉宾演讲，从最低程度上完成了毕业式总结、授予、展望的基本职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环节中，仪式的主角和行动的主体都是教师和嘉宾，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双方之间缺乏互动。这一方面反映出在近代教育创立之初，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还未能普及；另一方面则揭示出了当时毕业式的性质，它不是一场面向学生的庆典，而是一场面向社会、政府以及国家的展会。

不过从整体上看，东京大学成立初期的毕业式普遍带有较强的教育学属性。法理文三学部第一回毕业式上，学监莫鲁雷利用这一对于教育者及学生来说“思虑过往将来且改善其错误之好机会”，从教育的意义、教育阶段、教师论等各方面对自己理想中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对考试、学年等级和学位称号等具有激励意义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展开，认为“若设立考试、升级、及第法及权力授予之法，则国民无尊卑之别，其影响必然至深”。而东京大学之后的发展方向，比如获得学位授予权、建立严格的考试升级制度等等，都与莫鲁雷所言基本一致，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预见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1878年3月29日东京大学医学部举办了第一回毕业式，本次毕业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学生们摆脱了被动听讲的状态，主观能动性有所提高。他们可以在综理讲完话后致以答辞，还有专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发表潜心学习数年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毕业式便成为了另一种形态的“学业发表会”。由此可见，诞生之初的毕业式，可以说是课堂教学与教育研究的外部延伸，充分展示了毕业式作为学校教育仪式的原始面貌。而随着大学教育逐渐普及，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整合持续推进，作为“学业发表会”的毕业式已不再具有可操作性和必要性，因此“这种在仪式中有很多毕业生进行个人发表的例子非常罕见，仅限于高等教育机构成立初期的毕业式”。

三 学位制度的建立与东京大学毕业式的发展

《学制》颁布之初，文部省对于学位制度的建立，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路线图。1873年8月，根据太政官布告第二百九十六号的要求，文部省撤销了学士的“五等之制”，将学位称号分为了“博士、学士、得业士”三等。这两种体系之间有何关联尚不可知，但可以想到的是，“博士”来源于律令制时期“文章博士”，而“得业士”则是古代大学寮“得业生”与英语“bachelor”的译文“士”的混合物。总之，在东京大学创立之前，文部省关于学位制度的考量缺乏具体的应用条件和实践场所，因而显得极为混乱无序，不得不止步于一种空想的阶段。

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开始效仿西洋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学校管理，因而学位制度的建立自然也被提上了日程。1878年2月19日，在东京大学成立并举办了第一回毕业式之后，文部省下达指令，给予大学学位授予之权，并要求其对学位授予的方法和规则等进行调查。由此可见，尽管最初文部省想要通过发布法令，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近代学位制度，但在经历了一番曲折摸索后，最终还是选择以大学的实践为基准、由学校向政府提供方案的自下而上的路径。1979年4月19日，东京大学提交的报告获得文部省承认，至此学位的种类和名称得以正式确定，即无论专攻学科为何，只要简单地把学部名称冠在学士之前便可，如法学士、理学士、工学士、医学士等。不过在医学部中，由于制药学科的性质迥异于其他学科，故将其单列出称为制药士。

1879年，东京大学制定了学位授予的相关规程，并于同年七月举办了第一回学位授予式，此后学位授予式便取代了毕业证书授予式，成为了毕业式的标准形态。从本年度开始至1883年，东京大学学位授予式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特征表现为：仪式与地区活动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大学为中心的区域庆典开始形成。鉴于第一回学位授予式所留下的史料较为丰富且具有代表性，下文便以本次毕业式为中心进行展开。

1879年7月10日，法理文三学部举行了第一回学位授予式，这也是日本近代大学的第一次学位授予式。仪式于夜晚七时开始，但早在五点半左右，“动物金石器械模型图书”等理科陈列品就已经摆放妥当，以供来客参观。由于本次学位授予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可以想见在仪式正式开始前，就已有很多观众涌入校园，因而学校方面特意安排了展览。仪式的流程大致包括学事报告、学位授予、综理祝辞、学生答辞、教师演说、嘉宾演说以及宴会等环节，不仅各种讲演繁多，且授予学位时不是仅让若干学生代表上台，而是将五十余名毕业生依次叫出分别授予，因此从记录来看整个仪式约持续了3个小时。不过在此过程中，前来参观的人们并非一直安静肃穆地倾听，反而是“满场鼓掌贺之，其声如雷霆，几震聋渔史之耳”，仪式会场的热烈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样的仪式无疑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据当时的教育杂志记载，有好事者来到现场，不禁感到十分吃惊：“我刚从乡下过来，对眼前发生了何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最近不管什么都喜欢搞西洋风，难不成这就是西洋风的镇守祭或者参拜日？”于是便向旁人打听，得知“这不是什么宫寺活动，而是号称日本第一学校的东京的大学，在举行给毕业学生授予证书的仪式”。他走进会场，看到“正面高台左右两侧并排坐着几个蓄着黑髯像是官员一般的人”，其中中间一位年纪四十有余的人站了起来，“取出不知什么文书恭敬地递给了一群不满二十的小孩子”，之后“学者模样的人站在桌前一边喝水一边讲着大道理”，而“我等乡下无学之人听不懂他前后的主意”，因而感到很无聊，中途便回去了。

该记录用一种诙谐的语调，讲述了当时的普通人对于东京大学第一次学位授予式既好奇又略带反感的复杂心情。该好事者回到乡里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乡亲们，有固执守旧的老人勃然大怒：“东京的大学作为日本唯一的大学，为诸学校之模范，本应万事当心注意……结果竟然做出这等亵渎镇守之神祭礼的事来，成何体统！”不过另一方面，村里也有小孩子开始对东京大学的仪式进行模仿，于“毕业证书授予之日”将稻荷祭提灯借来，将其挂在“作为小学校的旦那寺门口”，用“二十五座的伴奏代替乐队奏乐”，并拜托“邻村擅长演说祭文的户长来讲上一段话”等等。无论如何，东京大学学位授予式都对整个地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仪式自身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演化成为热闹非凡的区域庆典；另一方面它也为地区内的各种学校做出了表率，推动了低级学校中教育仪式的近代化。

四 帝国大学的创设与东京大学毕业式的定型

1882年12月，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内阁制度，伊藤博文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首任文部大臣则由森有礼担任。在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后，日本教育开始进入名为“森文政期”的大变革时期。森以维护天皇制国家的统治为最终目标，从两方面对以往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改造。首先，他基于自上而下的教育观，用针对大中小师范等各种学校的敕令代替了以往的学校法令，从而使天皇的身影出现在了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的顶端；其次，他从国家主义的视角出发，否定了学校中儒教主义的“明道”机能，转而重视学校这一“集团”所具有的规训功能，并将天皇制的教育内容导入其中。帝国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于1886年依据《帝国大学令》而创设。

帝国大学创立后，于同年七月十日举办了第一回毕业式。本次毕业式与以往相比大为不同，用《东京大学百年史》的话来说，“几乎带上了国家仪式的色彩”，而这正是国家权力大张旗鼓进入学校后的必然结果。本次毕业式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到场的嘉宾阵容，有内大臣三条实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司法大臣山田显义、英国公使布兰凯特，以及文部次官以下文部省各局长、书记官、各文部省直辖学校长、其他内外贵绅和毕业生亲族等，总数达三百余人。以三条和伊藤为首的明治政府顶层官僚们的集体到来，使本次毕业式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学校仪式的范畴。可以说，这本就是一场标志着国家主义高等教育开始起步的国家仪式，只不过举办地点选在了帝国大学，并顺便借用了毕业式这一场合罢了。

而从帝国大学第二回毕业式起，天皇和皇族开始成为毕业式的常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治天皇自1899年起直至1912年去世为止，除1900年、1901年及1903年三次因故未能参加之外，每年都会亲临毕业式，“天览毕业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并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毕业式不同的新特征。首先，在仪式前增加了展览环节。自明治天皇开始“行幸”东京大学毕业式后，大学方面总会在仪式开始前准备好文书、图片及器械等物品，以供“天览”；其次，若是天皇因故未至，则参加毕业式的亲王会颁布“令旨”，此类令旨虽均强调知识学术的重要性，但其最终还是会落脚在维护天皇统治的道德之上；最后，仪式与国家政策和局势的联系到达了空前的深度，这一点突出体现在1904年的毕业式上。时值日俄战争正酣之际，然而天皇照例参加了东京大学的毕业式，并经由文部大臣之手发布了“御沙汰书”，该文书仅一句话，即“虽军国多事之际，然不可忽教育之事，其当局者应克乎励精”。乍一看似乎体现了天皇对于教育的重视，但这其实是调动士气、强化学校内国家主义情绪的一种手段。而事实上，师生们对于天皇在“宸虑烦恼，宵衣旰食，寸暇皆无”的状况下来到东京大学并赐下圣旨的行为，均认为“此独非本学之光荣，全体国民均应深深肝铭”。综合上述新特征来看，在进入“天览毕业式”这一阶段后，仪式的重心完全集中到了天皇身上，所有历史记录也均围绕着天皇展开；与此相对，教师与学生的身影则渐渐淡化，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背景。至此，毕业式早已不再是进行“教育”的学校仪式，而是成为了进行“教化”的皇国仪式。

五 结语

总的来看，东京大学毕业式所经历的“学校教育仪式—区域庆典仪式—皇国教化仪式”的发展历程，可谓是近代日本学校仪式的一个缩影，其地位、性质和影响不可忽视。

首先，东京大学毕业式是近代日本教育领域天皇崇拜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日本近代各种学校仪式中，东京大学毕业式居于最顶端。在明治前期，它是最重要的学校教育仪式与区域教育仪式之一；而在定型为皇国仪式后，它在学校祝祭日仪式中地位最高，是学校教育中天皇崇拜的最高形式。有本在考察明治初期军学校毕业式的时候，提出了“视线的交响空间”的概念，认为天皇权威正是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视线交互中彰显出来的。东京大学毕业式作为一个每年例行的、与天皇直接见面的“视线的交响空间”，无疑在当时的所有学校仪式之中处于最高位置，而其他各种学校的祝日大祭日仪式以“御真影”和《教育敕语》等象征物进行祭拜，无法得见天皇本人，其崇拜效果稍逊一筹。尽管如此，二者共同构筑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学校仪式网络，成为日本皇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东京大学毕业式实质上反映了日本近代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掌控。它随着日本国家教育政策的转换而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也正因如此，通过考察东京大学毕业式的演变过程，能够清晰看出近代日本国家权力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发展脉络，即由明治初期“近代化”的自由发展走向明治中后期“皇国化”的国家统制。在这一过程中，以东京大学毕业式为首的各种学校仪式呈现出一种不得已的受动性，它反映了日本近代国家权力在教育领域的不断膨胀。

最后，对于东京大学毕业式等学校仪式的影响，应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作为皇国教化仪式的毕业式，确实沦为了维护天皇制国家统治的工具，这点应加以批判；而另一方面，不能因毕业式最终定型于皇国仪式，就忽视了此前其作为教育仪式和庆典仪式的意义。只有同时抓住东京大学毕业式中的好与坏两部分，才能在批判其成为天皇制国家附庸的同时，发现其中延续至今、为现在的日本校园文化增光添彩的有益因素，如对参与者情感的调动，以及和地域的紧密结合等，从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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